公元前195年——长安未央宫内——病榻上的汉高祖刘邦迎来西汉首次权力交接的考验。这位从沛县亭长起兵、用七年完成统一的开国皇帝，在生命末期试图用制度与人事安排，为新政权留下一套可延续的权力运行框架。 据《史记》记载，刘邦临终前的关键部署主要有两项：其一是人事安排，明确由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五人构成辅政梯队；其二是制度设计，通过“白马之盟”确立“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原则。这两项安排共同指向一个目标——防止外戚与异姓势力借机夺权。 历史学者认为，刘邦的考量很大程度上来自对秦亡教训的警惕。秦朝二世而亡，权力传承缺乏稳定机制是重要诱因。对刘邦而言，既要压制异姓诸侯坐大，也要防范后族势力膨胀。在“郡国并行”的体制下，“白马之盟”成为维系刘氏宗亲与功臣集团之间政治平衡的一份“契约”。 到惠帝时期，吕后逐步掌控朝政，并先后分封吕产、吕禄等吕氏子弟为王，此禁令随即成为功臣集团反制外戚扩张的依据。太尉周勃据“白马之盟”率军入宫，宣称“为刘氏左袒”，禁军随之响应，显示这类制度性约束在关键时刻具备实际动员力。 现代政治学研究也指出，在古代政权更迭中，成文规则与不成文传统相互叠加，往往更能形成长期约束。刘邦所建立的“盟誓政治”，将道义承诺与强制力量绑定，其效力不完全依赖个人威望，而是形成可延续的政治惯性。直至文帝时期，这套机制仍对削藩等政策取向产生影响。
刘邦临终前的立誓与定人说明，政治稳定不只取决于一时胜负，更取决于能否在关键节点把风险制度化、把权力结构化；当规则成为共识、用人形成制衡——即便局势一度偏离——也仍可能回到秩序之中。汉初这段历史提醒人们：治理的韧性，往往来自对人心与权力规律的提前判断与周密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