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当前外资利用面临新形势新挑战。一方面，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塑，跨国投资趋于谨慎，外资流向更加看重规则透明、政策可预期以及高质量要素供给。另一方面，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服务消费升级、数字经济扩张、人口结构变化带来新的需求空间，但部分服务业领域准入边界、监管衔接、跨部门协同各上仍有待完善。如何守住安全底线和监管底线的前提下，更大力度释放服务业开放红利，成为稳外资、促创新、扩内需的重要议题。 原因：以服务业为重点推进高水平开放，既有现实基础也有清晰的政策逻辑。其一，服务业已成为吸纳就业、扩大消费、提升效率的关键领域，也是外资企业布局中国的重要方向之一，开放带动作用更为直接。其二，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既关系民生，也具有高技术、高标准、高监管属性，更需要通过试点先行、规范推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其三，推动“既准入又准营”，实质是从“放开门槛”转向“优化环境”，以更稳定的规则体系增强外资企业在华经营预期，回应企业对公平竞争与制度透明的核心关切。 影响：有序扩大涉及的领域自主开放，将带来多上联动效应。经济层面，外资服务业项目加快落地有助于丰富供给、提升服务质量，带动专业服务、信息服务、健康服务、教育服务等上下游延伸，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同时，外资企业本地化运营、管理体系与技术应用上的经验，将促进行业标准化、数字化与融合发展。民生层面，规范前提下引入多元主体，有望提升医疗与教育等领域资源配置效率和服务可及性，推动优质资源下沉与分层供给，更好满足差异化需求。开放格局层面，以自贸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示范为载体的制度创新，将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制度型开放积累经验，提升我国对接国际经贸规则的主动性与适配能力。 对策：围绕稳步扩大开放与提升吸引外资质量，商务部提出的工作重点呈现“准入—政策—服务—平台”四条主线。 一是扩大市场准入与开放领域。以服务业为重点，稳妥推进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自主开放，推动试点项目尽早落地，并支持服务业外资企业延伸价值链，向专业化、融合化、数智化方向发展。同时，在已开放领域继续完善对外资企业“既准入又准营”的制度保障，推动规则统一、监管协同和公平竞争。 二是优化外商投资支持政策。落实境外投资者以在华利润再投资税收抵免等措施，用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等政策工具，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绿色低碳与民生改善等领域；并强调在提振消费、政府采购、招投标等活动中一视同仁，为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提供更稳定、更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三是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围绕企业关切加强常态化沟通与问题协调，持续办好外资企业圆桌会，推进“服务保障进外企”工作，将企业“需求清单”转化为政府部门“服务清单”，提升政策落地效率与跨部门协同水平，增强外资企业获得感。 四是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稳步优化自贸试验区布局，拓展先行先试空间和载体，深化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开展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更大力度的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支持自贸试验区围绕新兴产业重点领域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并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国家级经开区高质量发展方案落实落细，持续释放制度创新红利。 前景：从“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政策取向看，服务业开放将更强调“稳妥有序”和“制度供给”两条原则：一上，电信、医疗、教育等敏感度较高领域，坚持试点先行、分层分类推进，形成可复制的监管框架与风险处置机制；另一上，通过落实国民待遇、提高规则透明度、规范程序与强化数据合规等制度建设，提升开放质量与治理能力。随着试点项目加快落地，叠加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纵深推进，服务业吸引外资有望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更好服务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时，开放高地的制度创新也将为全国范围内营商环境优化提供示范，形成“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的良性循环。
站在“十五五”的门槛上，中国选择以更大力度扩大开放，既是对改革开放45年经验的延续，也是面向未来的战略取向。当电信、医疗、教育等曾被视为“敏感领域”的行业逐步纳入开放序列，体现的不仅是市场准入的拓展，更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参与全球治理能力的提升与制度自信的增强。这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开放实践，将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