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国家最近在招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员工的时候，好几个地方都放宽了对35岁以下年龄的限制，这给打破“35岁门槛”开了个头。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歌舞团的一级演员刘媛媛觉得，这个政策应该继续扩大影响，不光国企得跟上，民营企业也该动起来。她觉得现在就业市场的问题不光是年龄卡得太死，更像是把年龄门槛固定住了，跟年轻人找工作的结构性矛盾撞在了一起。大家念书念得越来越久，博士、硕士毕业年纪都大了不少，那些硬绑绑的年龄要求把人才的发展空间给挤没了。 等到2026届大学生毕业的时候，光人数就预计有1270万，创下了新高。结果就是年轻人觉得工作不好找，企业又在喊没人干活。所以刘媛媛建议得把评价标准换一换，主要看能力、业绩和潜力。项目经验、职业资格和实操能力得算核心指标，慢慢把年龄的权重降下来。那些生产管理、技术研发或者特别需要经验的岗位，应该搞个行业清单出来，鼓励大家设立“大龄友好型岗位”，而且这部分的用工成本还能去冲抵企业所得税。 在培养人才这块儿，得加强学校跟企业的联系，多设点像人工智能、数字经济这样的紧缺专业，让毕业生学的东西跟企业要的对口。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戚益军教授是另一位全国政协委员。他发现科研领域对年龄的要求更严。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长江学者、科技部的“万人计划”这些项目，都把生理年龄设成了硬杠杠。比如国家优青要求男的不超38岁、女的不超40岁。这种一刀切的标准把好多大器晚成的人都挡在了门外。 戚益军分析了三个毛病：一是大家的成长路线不一样，好多博士因为家里有事儿或者跨领域深造耽误了学术起步，博士毕业都快到岁数了；二是违背了学术创新的规律，做学问跟生理年龄没啥必然联系；三是让科研评价变得太功利了，大家都想搞短平快。 为了改变这事儿，戚益军建议在青年人才基金的评价里加上“学术年龄”的概念。“学术年龄”可以从拿到博士学位的那天开始算，也可以从开始做全职研究的时候算。申请人想报哪个就选哪个，满足一个就行。评审的时候把这两个路子的人放在一起看，主要比谁的创新能力强、研究质量高。这一来就能给那些“大龄博士”和跨领域深造的人平等的机会。 北京画院的院长吴洪亮也说了一说他的看法。他觉得在艺术圈里35岁不算啥大事儿。像齐白石这样的大画家往往是六十岁才开始画、七十岁才成熟、八十岁才出名是常有的事。画画主要靠的是积累和经验的火花碰撞。 不过吴洪亮也提到了难办的地方：光放开年龄限制不行，这是个大工程。他拿单位招人举了个例子：一个本科就能干的活来了一堆博士甚至博士后，最后赢的还是个博士后。虽然这事儿看着好对单位有利，但背后其实是大家读书读到太晚才进社会的缩影。一个人读到博士后还没过35岁就已经遇到了“年龄墙”，那是对人才的极大浪费。 更根本的问题是岗位不够用。如果活儿太少，光放开年龄反而会让老人和年轻人内斗得更凶。大年龄的人有经验、有关系声音大；年轻人也得有冲劲儿往上爬的空间。现在全球经济形势不好、AI能干活、还有全球化壁垒这些因素凑在一起，就业问题成了个大杂烩。 所以讨论这个“35岁门槛”，得站在国家的高度看经济形势、人口结构、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比例这些大局。吴洪亮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创造新的工作机会。他说北京画院正在利用齐白石这个大IP搞事情，跟非遗传承和新媒体结合起来做新产品找活干。就在北京副中心那个正在盖的差不多12万平方米的北京艺术博物馆里头，就是这种探索的重要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