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的事儿挺让人唏嘘的。故事得从机场说起，小兰被两个高壮的警察从飞机上押了下来，她穿着黑色羽绒服把领子扣得严严实实，头发稀稀疏疏，还夹杂着不少刺眼的白发。本来三十出头的年纪，活脱脱像个老太太。民警老单递过去一杯水，她手一歪全洒了。老单问药是干什么的，她说是给她妈治高血压留的。老单又问她妈在哪儿，小兰细声细气地说：“我反正没吃。” 老单心里咯噔一下，药片已经少了两片，她却死活说没吃。 小兰说话像开了机关枪似的，中文英文混着说，话题全离不开自己那一堆学历。出生在大西北普通家庭，赶上恢复高考那会儿就一路被保送。本科、硕士、博士、双博士后全都念完了地质科学专业。还在黄石国家公园干过野外研究，成绩亮堂堂的进了两家企业，结果因为看不惯作假又不会社交被辞了。 第二家企业辞退她那天才发现签证早就过期了。单位不肯续签，排期又遥遥无期，公寓房租也交不起。图书馆、走廊、公园、厕所、桥洞……30岁的高材生只能把天当被子铺，把地当床睡。偶尔运气好能排上队住到那种慈善机构的屋子去，但名额太少了，常常半夜被赶出来。 具体在哪天、哪个角落吞下去的那两片药谁也不知道。也许是为了好睡觉，也许是为了不想再醒过来。等药效过去被警察抓住铐上手铐送上返程飞机时，她自己都觉得荒唐：“我居然被自己治好的精神病送回来了。” 航班提前落地的时候夜色刚亮。爸爸看见女儿冲过去一把把头发轻轻摸了摸；妈妈听到消息赶来小兰立马扑进她怀里，跟小时候刚会走路的时候一模一样；爸爸背过身不敢看也不敢哭。这时候机场广播响了——大家都没注意到的是那盒药只剩下三天的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