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山区乡村，传统戏曲既是节庆里的“热闹”，也是共同记忆的载体。平山西调秧歌戏流传于河北平山县西部山区——唱腔质朴、贴近生活——常在农闲、年节登台。随着城镇化推进、人口流动加快、娱乐方式多元，乡土戏曲面临“人少、场少、词散”的现实挑战。如何让这门“长在泥土里”的艺术不断根，成为基层文化建设绕不开的课题。 问题：一上，民间剧目多靠口传心授，唱词版本不一，老艺人逐渐年迈，如不及时记录整理，经典折子戏可能随记忆淡去而失传；另一方面，乡村演出空间和组织形态在变化，过去依托文会、戏台的固定机制弱化，年轻人外出务工、求学增多，传统戏班难以长期稳定，传承链条面临断裂风险。此外，秧歌戏大量使用地方口语，部分词汇难以用规范汉字准确标注，给保存与传播带来不小的技术障碍。 原因：平山秧歌戏“草台班子”的生命力来自民间，也因此长期缺少系统的文字化、规范化整理。历史记载显示，秧歌戏曾在当地广受欢迎，甚至一度因影响农事而被禁，反映出其深厚的群众基础。正因与日常生活高度贴合，剧目常随演出灵活调整，形成一种“活态文本”。进入现代社会后，群众文化供给更丰富，传统戏曲若仍停留在“口口相传”，就容易在时间与空间的变迁中被稀释。方言表达寄托着地域文化的细微差别，但在跨地域传播和教材化过程中，常因难以规范书写而被简化，原有的语感与意味也随之流失。 影响：秧歌戏的价值不只在舞台，更在于它记录着地方社会的情感结构与伦理秩序。其剧目少有宏大叙事，多取材于邻里琐事、民间故事，呈现乡村生活的幽默与智慧。对平山而言，秧歌戏既是乡音，也是“风土人情志”：它连接着家族记忆、村落关系与节俗传统。若剧目散佚，减少的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可能带来地方语言、礼俗与生活经验的断裂。反过来，一旦形成可传可教的文本体系，就能提升教学效率、扩大传播半径，为乡村公共文化提供更稳定的内容，也为文旅融合、乡村振兴增添更具辨识度的文化资源。 对策：在白龙池村，86岁的赵瑞林夫妇因戏结缘，至今仍能随口哼唱熟悉曲调。作为平山西调秧歌李派第三代传人，赵瑞林11岁拜师学艺，记得50多个经典剧目。出于“不能在自己此代断根”的担忧，他选择用文字把“锣鼓声里翻滚了70多年”的戏文逐字整理下来。为让整理更规范、更便于后学使用，退休音乐教师张玺加入其中，针对唱词中大量方言、口语表达难以入字的问题逐句推敲、反复校订，推动“活态唱本”向“可传文本”转化。目前，两人已整理出24个剧本稿，为教学、排演和研究打下基础。 更值得关注的是“人”的延续。赵瑞林现有四五十名弟子，分布在平山县十几个村落，形成点状传承网络。以师承体系带动村落间交流，有助于在基层维持相对稳定的演出队伍，也为后续开展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等活动打下基础。下一步，可在不削弱地方特色的前提下，探索建立统一的剧目目录、唱腔记谱与音视频档案，推进“文字+音像+口述史”的综合保护；同时推动基层文化馆站、学校社团与乡村文会协同，形成常态化排练与展示机制，让传统戏曲从“节庆才见”走向“日常可学、随时可演”。 前景：从历史上的“乡里风靡”到当下的“抢救整理”，平山西调秧歌戏的生命线始终在民间。随着非遗保护理念深入人心，传统戏曲的价值也从单纯的“热闹”，被更多人重新认识为“文化基因”。只要把文本整理、人才培养与演出场景贯通起来，让年轻人既学到唱腔身段，也理解乡土叙事的审美逻辑，秧歌戏就有可能在现代传播中形成新的受众群体。未来，依托县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数字化手段，平山秧歌戏有望实现更广范围的传播，同时保留本土语言与生活气息的核心特征，在时代变迁中续写乡音。
民间艺术是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秧歌戏便是其中鲜活的一支。它记录着山里人的喜怒哀乐，也藏着一代代人的柴米油盐，寄托着乡土情感与文化认同。赵瑞林以笔墨将那些在锣鼓声里翻滚数十年的故事整理成文，不只是对个人艺术生涯的梳理，更是在为平山地区留存一份可传、可学、可复现的文化记忆。这份自觉与坚持，正是现代化进程中值得珍视的精神底色。当这些故事继续被唱下去，唱给乡亲、唱给山水，也唱给未来，秧歌戏便不再只是舞台上的表演，而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传统与当下的一座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