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如何让运河与黄河交汇之地的历史记忆“看得见、讲得清、传得开” 聊城素有“江北水城·两河明珠”之称，黄河与大运河此相映成势。随着城镇化推进和生产生活方式变化，许多与河道治理、漕运贸易、渡口驿站、民间信俗对应的的细节记忆，正逐渐淡出日常叙事。一些遗迹点位的具体位置、功能演变与地方故事，也因缺少系统记录而日益模糊。如何在学术研究之外，形成面向社会公众的叙事载体，成为地方文化传承面临的现实课题。 原因：口述史与田野调查为“碎片化记忆”提供了可追溯的证据链 新近出版的《“两河明珠”的文史记录》以口述史写作与现场踏勘为主要路径，由聊城品书会多年“行走两河”的积累汇聚成册。主编刘艳辉介绍，流经聊城的大运河河段称“会通河”，是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的关键组成部分。该书设置“水脉文韵亘古今”“故土热血传光明”“碑刻金石载史事”“民俗传说留遗风”四个章节，尝试将水利工程、城市变迁、家国记忆与日常生活放在同一条时间轴上呈现。 在对运河文化的书写中，书中既回望元代会通河开通对行政区划及经济文化的影响，也梳理渡口、碑刻、城防等细部。围绕“无税碑”、东昌府军事重镇等内容的口述与考证，呈现了运河推动下制度、商贸与社会组织形态的变化。书中还收录运河申遗相关亲历讲述：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在临清考察运河遗产项目时的行程与细节，以当事人回忆形成文字记录，补上了部分“过程性史料”在社会层面留存不足的空白。 同时，该书将运河治理的长期脉络放入个体经验之中：既涉及古代治水人物与工程传说，也记录近现代河道变迁的具体片段，如决口、堤防消失对地方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等，使“河工史”从抽象概念转为可感知的地方经验。 影响：为地方文脉补齐“活史料”，也为文化资源转化提供新入口 业内人士认为，口述史的价值不止于记录，更在于把分散于民间的记忆、实物与地名加以梳理，形成可校验、可引用、可传播的文化素材。一上，第二章集中呈现鲁西北地区的红色叙事，通过亲历者讲述还原革命组织、交通联络与群众动员等历史场景，提升地方红色资源的可读性与教育性。另一方面，第三章以碑刻、族谱、藏品等为线索，让历史从“口耳相传”进入“证据互证”，为后续学术研究与文物保护提供线索。第四章对民俗与传说的整理，则有助于辨识地域文化差异与时代印记，为文旅融合、非遗展示提供叙事框架。 更值得关注的是，“行走式写作”带动了遗迹再发现。团队多次走访四河头遗址公园，结合《山东通志》《居济一得》等文献线索，并与高校运河研究专家交流讨论，对明代治水增设的龙湾减水闸可能位置作出较为清晰的指认。这类基于“文献—口述—现场”三重对照工作，为运河遗产点的再识别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 对策：以系统记录带动保护利用，以公众参与强化传承链条 受访者表示，保护好运河与黄河交汇区域的文化遗产，需要“写下来”和“用起来”同步推进。一是持续开展口述采集与田野调查，建立可更新的地方文化档案库，推动散落在个人、家族与村落中的资料得到归集保存。二是加强与高校、文博机构协作，完善遗迹点位的学术论证与数字化标注，提升保护工作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三是面向公众打造“可阅读、可行走、可研学”的产品体系，把书中线索转化为城市导览、研学课程和专题展陈，让文化资源在公共服务中更好实现转化与回馈。 前景：从“一本书”到“一条链”，两河文化传播有望形成长效机制 随着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持续推进，运河文化的系统展示与区域协同传播进入深化阶段。聊城作为黄河与运河交汇的重要节点，既承载水利工程史、漕运商贸史，也积淀红色记忆与民间文化。以《“两河明珠”的文史记录》为代表的地方口述史成果，若能与遗产保护、城市更新、公共文化服务相衔接，未来有望形成“采集—研究—展示—教育—传播”的闭环，推动两河文化从地方叙事走向更广阔的公共叙事空间。
当泛黄的碑刻与鲜活的讲述在书页间交织，两河文明不再只是历史课本上的名词；从徐有贞治水的智慧到今天“记忆银行”的实践，聊城的探索提示我们：文化遗产保护既需要技术手段的支撑，也离不开对人的经验与情感的尊重。如何让沉默的河道继续讲述千年故事？这本口述史集给出的答案是：把文化基因带回当代生活，让遗产真正“活”在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