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诺奖的得主里，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算是耀眼的双星。1968年，川端康成在东京获得了诺贝尔奖；1994年，大江健三郎也在那里把桂冠捧回了家。他们就像两把强有力的手电筒，把日本战后的精神焦虑和审美观念给照射到了全世界。大家都记得川端康成那部《雪国》，他用“凌晨四点看海棠花未眠”这句话把时间都给凝固了。岛村在窗前看见驹子的脸一闪而过，还有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感，都被定格在这本书里。书里那些冷冽的松香和蒸汽味儿，让读者们读得心头一颤。川端的作品被誉为“废墟上的樱花”，把生与死、爱与寂都搅合在一起。1968年瑞典学院把奖颁给他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日本文学的内在特质在他手里得到了极大提升。”再看大江健三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和《个人的体验》就是他最出名的两本书。《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讲了一场被遗忘的胜利，问大家谁该为历史负责；《个人的体验》则是把“成为怪物”当成了成长的代价。他用存在主义的方法让小说里的人物跳出了现实世界，直接跟读者讨论我们该怎么活着。《个人的体验》里的主人公们大多是些被时代冷落的小人物，但他们心里头的波澜比大海还大。瑞典学院表扬他说：“他用个人魅力写人物，做到了小说的现实性。”这两人的获奖时间相隔二十六年，但他们的作品都在表达“东方性”和“现代性”的冲突。川端康成是用极致的哀愁来对抗工业文明；大江健三郎则是在废墟上重建存在主义的坐标。前者把日本的美展现给了世界；后者则让日本人听见了世界的疑问。他们俩就像河两边的大石头一样夹住了一条叫文学的大河，让这条河向着远方滚滚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