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普陀区的吴阿姨在2016年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她1965届的安徽大学毕业背景和高级工程师的身份也难以抵挡病魔。女儿王女士，这位金融硕士为了照料母亲，不仅搬来同住，还雇佣了保姆闻阿姨。没成想，2021年女儿开始出现智力衰退迹象，到了2023年她也被阿尔茨海默病所困。曾经风光无限的一家人如今生活无法自理，连交流都成问题。王女士还伴有排斥肢体接触和大喊大叫的激越症状。这对母女每月有两万多元的退休工资，却要还一万多元的房贷，再加上保姆六千元的支出，生活刚能维持收支平衡。 情况在2025年4月急转直下，母女俩的法定监护人——定居加拿大的大女儿突然失联。住在安徽蚌埠的两位妹妹年事已高且自愿放弃监护权。大上海城市花园居委会干部心急如焚，他们向普陀区人民法院提交了申请，希望能成为这对母女的监护人。法院审理后宣告吴阿姨和王女士均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居委会为新监护人。 居委会承诺牵头对接医疗、金融等多方资源，确保兜底责任落实到位。面对这一极端案例以及类似困境的呼唤，立法层面的系统性保障显得尤为重要。只有明确救济机制、细化执行流程、确立操作规范，才能让基层组织和专业机构敢接手、接得住、接得稳，真正解除“阿尔茨海默家庭”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