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85年，王氏夫妇决定把这份手卷捐给上海博物馆。到了2008年展览的时候，这份珍宝就再也没被开封过。直到今年，也就是王安石诞生一千周年之际，观众才再次翻开了这纸风雨。虽然这份墨迹历经牟献之、王蒙、项元汴、安岐、曹溶和王南屏等人的辗转，最终才回到了故土，但“横雨斜风”的气势却始终不曾消失。隔着玻璃看，千年以前那个在钟山脚下孤军奋战的改革者似乎还在台上。 那时的王安石已年逾古稀，退居半山自号老人，借佛经为友、以书法作禅。这卷写于元丰八年的《楞严》，正好是他病逝前的那个春天。当政治的潮水退去，笔锋反而露了出来，结体左俯右仰就像当年朝堂上的侧影，萧散简远的神韵又像是卸甲后的长叹。 若要“见字如面”，他把最后的热望全刻进了纸纹里。行楷中的二十四字既是对朋友还书的记录，更是对一生跌宕的收束。字里行间既有对佛经的虔诚，也有对往事的咀嚼。虽然品相完好如无一分残缺，但满纸风雨仿佛时间停住了专待人看。 它是传世孤本，与台北故宫的另一件作品并称为王安石仅存的两件真迹。上海博物馆的这件共七十二行，被视为北宋名家的“镇库之宝”。至于他的书法为何常被忽略？因为大家总先想到政论与散文。其实这位“拗相公”的腕底同样杀伐果决。横画如飞雨斜掠，撇捺大胆出锋；端庄中藏奇险，紧密里见疏朗。 苏东坡说他得“无法之法”，《宣和书谱》赞其“美而不夭饶”。用墨淡而取势峻，锋芒太利个性太强知音寥寥。王安石一生两次大起大落皆因新法。当变法失败后他就用佛经来照见心相。《楞严经》讲“悟性”、“定性”，这卷字就成了他的“功课”。 外张的笔势掩不住内收的禅意激荡的墨气透露着收敛的锋芒后人评他“清净峭拔”正是这种急性子的儒者与慢节奏的佛徒在同一张纸上的奇妙和解。 千年前的风雨到了今天仍在纸上闪动虽然笔墨不会说话却替他说尽了无所畏惧一往直前改革不止这份现代意识提前觉醒的锋芒至今仍在闪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