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的中国，维新变法正席卷全国。甲午海战的惨败彻底让洋务运动画上了句号，曾经在曾国藩带领下中兴的桐城派，如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程朱理学的“义理”主张和维新派要求的变革激烈碰撞；白话文的兴起也让桐城古文的魅力大打折扣；曾国藩门下的“四子”仅剩下吴汝纶一人在世，政治势力的真空让宗派的地位岌岌可危。如果桐城派继续固守旧规，必定会成为新思潮的攻击目标。吴汝纶，字挚甫，来自安徽桐城，早年拜入曾国藩门下，后来在深州、天津、冀州等地任职。晚年，他在保定莲池书院讲学。他性格温和，很少谈及政治，在关键时刻却成为了拯救桐城派的重要人物。吴汝纶给桐城派续命的三个底牌是什么呢？ 第一个底牌是斩断与曾国藩的联系。在《〈孔叙仲文集〉序》中，吴汝纶明确表示：“幸生桐城，自少读姚氏书。”他刻意把自己的师承拉回到姚鼐，与曾国藩划清界限。曾国藩借助姚鼐的学术体系复兴了桐城派，并把洋务派的“闳肆”精神注入其中形成“桐城—湘乡派”。洋务运动的衰落和维新派对“中体西用”的批评让吴汝纶决定把桐城派的源头回归到姚鼐身上，自然脱离了洋务派的阵营。 第二个底牌是放弃“义理”，专注于“文章”。面对维新派对于“义理”的批判，吴汝纶选择闭口不谈。他直言：“但必欲以义理施之文章，则其事至难。”他把“道”从文章中剥离出来，让桐城古文不再成为被攻击的靶子。 第三个底牌是通过“醇厚”的文风来对抗“闳肆”。吴汝纶认为考证过于繁琐，义理又难与文章结合在一起。他把全部的精力放在了“语言纯熟、剪裁老辣”的“醇厚之文”上。他批评曾国藩的文风过于华丽，主张“与其伤洁，毋宁失真”。 吴汝纶还把古文和西学结合在一起进行了探索。1898年1月，他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写了一篇序文。他高度赞扬了赫胥黎的进化论学说，认为这是“奥颐”、“信美”的理论。他甚至断言：“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 吴汝纶提出了中西学交融的三个步骤：首先要通晓西方语言，然后再深入阅读西方书籍；接着阅读姚鼐选编的古文作品；最后用桐城古文特有的“醇厚”风格来表现西方学术的道理。他预言未来西方学术将广泛传播，“六经”不必全部阅读。 陈子展评价道：“三十年前有这种见解和敢说这种话的人真的不多见。” 吴汝纶一边赞美维新思想和西方文化，一边坚持使用桐城古文的形式。这种做法看起来两全其美，但实际上存在很大问题。传统士人因为喜欢古文的优雅而接受了西方文化；维新派却觉得这种形式过于陈旧；激进青年直接拥抱白话文而不是古文。吴汝纶被认为是“新思潮中的旧人物”，但他确实让晚清时期的桐城派在维新风暴中延续了十多年的生命。 1898年1月给严复写序文；天津、冀州等地任职；吴汝纶批评曾国藩“闳肆”气过盛；姚鼐；曾子门四子仅剩一人在世；与洋务派脱钩免遭殃及池鱼；保定莲池书院讲学；“醇厚”既守住桐城古文韵味又与新民体针锋相对；“去曾归姚”让桐城自然与洋务派脱钩；直接拥抱白话；政治权势真空；晚清桐城在维新风暴中续命十余年功绩不可抹杀；甲午后洋务运动宣告破产；“太史公”并列为进化论抬到与儒道并列的高度；批评“闳肆”气过盛主张“与其伤洁毋宁失真”；“奥颐”、“信美”盛赞赫胥黎学说；把“道”从文章里抽走成功卸下政治包袱；“义理”与呼吁变革正面冲突；“曾门四子”仅剩吴汝纶一人仍在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