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全球鸟类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担负着维护东亚—澳大利西亚等4条国际候鸟迁徙通道的重要责任。目前正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草案）》审议的关键阶段，如何用法治手段守护这些“空中通道”，成为今年代表委员关注的重点。全国人大代表李叶红在调研中发现，尽管检察机关通过专项监督查处了多起破坏鸟类资源案件，但迁徙通道碎片化、违法行为更隐蔽等问题，仍影响保护效果。江苏盐城湿地曾发生的大规模捕杀迁徙水鸟案件表明，非法猎捕已形成“捕猎—运输—销售”的黑色产业链，亟需建立全链条打击机制。对此，李叶红代表提出三项建议：一是用好“益心为公”志愿者平台，搭建覆盖公安、市场监管、林业等部门的线索共享网络；二是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对重大案件探索适用惩罚性赔偿；三是在崇明东滩等关键栖息地设立检察联络站，把保护关口前移。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办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诉讼案件同比增长37%，但深层问题仍需破解。江西鄱阳湖近年出现的候鸟栖息地缩减现象提示，除直接捕猎外，光污染、湿地开发等间接威胁同样需要重视。来自江西的熊晓梅代表指出，部分沿海地区风电项目产生的低频噪声可能导致鸟类定向障碍，建议将声环境保护纳入公益诉讼范围。其调研报告显示，在98起涉鸟案件中，有23%与基础设施建设不当对应的。这也要求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时，既依法惩治违法行为，也推动从源头减少风险。值得关注的是，两位代表都强调法治宣传的基础作用。随着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检察机关已在全国建立42个生态法治教育基地，但基层群众，尤其是迁徙沿线农户，对“护鸟红线”的认识仍存在薄弱环节。代表建议采用“以案说法+方言宣讲”的方式，在山东黄河三角洲等地区开展更有针对性的普法。
候鸟迁徙跨越山海，不分国界；守护这条生命通道，则需要清晰的制度边界和有力的法律支撑。从立法层面的明确授权，到司法实践中的协同发力，再到基层社区的普法深入，候鸟保护的“法治网”正逐步织密。这既是对野生生命的守护，也是对人与自然共生关系的再次确认。只有当法治意识真正融入日常，迁徙的天空才能更安宁、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