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学到“中国世界学”:中国研究学术体系的历史演进与当代价值

问题——如何变动世界中更准确把握中国与世界关系。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与研究不断深化,但也一度存在“以外部视角为主、以片段经验推断整体、以既有话语套用现实”的局限: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容易与当代实践脱节,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解释易受单一理论框架影响,对中国与世界互动的研究也可能停留在国别层面,难以回应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产业链重构等跨国议题带来的综合性挑战。基于此,如何在尊重学术传统的同时推动范式更新,成为中国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 原因——范式演进来自研究对象、方法与时代议题的共同驱动。学界普遍认为,世界汉学、世界中国学与中国世界学的形成并非彼此割裂,而是因应时代关切、研究工具与交流条件变化的结果。其一,研究对象拓展推动学科升级。早期以语言、文献、经典为核心的世界汉学,为理解中华文明提供了坚实基础;伴随现代化进程与中国与世界联系加深,研究重心逐步延伸至社会结构、经济变迁、公共政策等现实领域,促成世界中国学的兴起;当全球问题交织叠加,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关联度与影响力继续上升,促使研究从“研究中国”迈向“以中国观世界、在世界中理解中国”,中国世界学的提出具有现实针对性。其二,研究方法更新带来解释力提升。传统文献学、语言学为“读懂中国”提供了入口,社会科学的方法强调经验分析与问题导向,跨学科与比较研究则强化对全球议题的综合解释。其三,文明交流从“单向输入输出”走向“平等对话”。随着国际交往更为频密,学术共同体更强调在互鉴中凝聚共识、在差异中寻找最大公约数。 影响——三类体系互补共生,塑造更完整的知识版图。从学术积累看,世界汉学在翻译、校勘、阐释诸上沉淀的大量成果——使中华典籍得以跨语际传播——也为后续研究提供可信文本与方法范式;世界中国学议题设置上更贴近现实,强调制度运行、社会变迁与发展经验的可解释性,为外界理解当代中国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分析框架;中国世界学则以更强的主体意识与全球视角,强调把中国的历史连续性、实践逻辑与文化内核贯通起来,并将研究重心由“说明中国是什么”推进到“阐明中国与世界如何相互塑造”。从国际沟通看,这种递进有助于减少误读与偏见,推动从“被动回应”转向“主动阐释”,从“各说各话”转向“共题共答”。从现实意义看,将中国经验置于世界坐标中加以比较与讨论,有助于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多可检验、可对话的知识增量。 对策——以共同体建设推动“深研究、真对话、可转化”。多位学者提出,面向新的国际形势与知识生产方式,应在三上持续发力:一是夯实基础研究,继续做好典籍整理、术语体系与史料建设,防止“只谈现实不问根脉”。二是强化问题导向与跨学科协同,围绕发展、安全、文明、生态等重大议题开展联合研究,避免碎片化、标签化叙事。三是完善国际学术交流机制,在平等对话中推进概念互释、方法互鉴与成果共享,提升研究成果的跨文化可理解性与公共传播能力。同时,应鼓励更多以田野、数据与案例为支撑的实证研究,以更严谨的证据链回应国际关切。 前景——从“认识中国”走向“共同认识世界”。展望未来,随着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科技革命加速演进以及国际体系深度调整,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将更为多层次、多主体、多议题。学界预计,中国研究将进一步从单一学科扩展为跨学科综合平台:既重视历史文化的纵深,也强调当代实践的复杂性,更关注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与人类共同挑战的解决路径。在这个过程中,世界汉学、世界中国学与中国世界学有望在学术资源上贯通、在研究议程上协同、在价值目标上同向,以更具解释力的知识体系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理性认知。

当敦煌文献与数字经济在研究中交汇,当郑和航海图与碳中和路线图展开对话,中国学术体系的演变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真正的智慧从不固守单一模式。在这个文明交流日益深入的时代,开放包容的学术探索将创造更多可能——不仅关乎知识的传播方式,更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内核。(全文112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