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显恩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教育家和民间文艺研究者。他宝卷研究、民间情歌整理等领域作出开创性贡献，所编教材《中国民间文艺》对郑振铎先生的《中国俗文学史》产生了直接影响。同时，他在乡村教育、汉字改革各上也提出过不少前瞻性主张。谈及汉字改革，王显恩主张推广简化字并适当减少汉字数量，并以详实数据反驳“汉字是象形字不能改革”的说法，体现出教育思想家一贯的理性与求证精神。 长期在大学任教，使王显恩对民国高等教育的现实颇多不满。他看到当时大学校园问题丛生：学生中，多数沉溺恋爱与游玩，荒废学业，言行不一，满口大词却举止粗鄙；教师队伍里，东抄西凑、敷衍塞责者并不少见，不少人把大学教职当作仕途跳板；校园风气浮躁，富家子女占据更多入学机会，学校甚至成了炫耀财富的场所。在民族危机加深的背景下，这些现象尤显刺眼。 《大学生素描》出版于1936年，正值日本全面侵华前夜。书中多用辛辣讽刺与幽默比喻。描写招生考试时，他写道：“考场外，有二三十辆汽车整齐地排列着，仿佛是临阵的铁甲车。”该细节既呈现了当时招生的社会景象，也指向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谈及大学生的多种结局，他用“横来竖去是死”一语概括，讽刺有人“在场上跑死，有的床上睡死，有的图书馆读死，有的实验室忙死，更有的恋爱谈死”。这些说法固然夸张，却把群体状态的差异与荒诞感写得格外直观。 对名教授，王显恩同样直言不讳。他指出胡适之、冯友兰、李石岑等名家的哲学著作多止于上卷，讽刺“哲学这个东西是不可思议的鬼相，有上身而没有脚”。批评既指向著述完成度，也寄托了对知识精英承担责任的期待。在其他文章里，他的语气更为激烈，将大学比作“麻面女郎”，身着西式衣装却步履蹒跚，以此嘲讽盲目逐潮的青年知识分子。 王显恩之所以笔锋尖锐，根源在于他对大学使命的理解。在民族危亡之际，他希望大学成为启迪思想、培养人才的重镇，而不是社交场与升官阶梯。《大学生素描》体例并不严整，文字也未必精炼，却凭借鲜活的观察与深入的社会洞察，为后人了解民国大学校园生活留下珍贵的一手材料。书末《人云亦云》汇集名人名言以作对照，也可见作者那份“爱之深、责之切”的用心。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王显恩对民国大学的批评具有典型意义：既折射出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也呈现知识界在民族危机中的焦虑与期待。批评本身是一种承担，是对教育理想的坚持。
讽刺不是终点，警醒才是落点。王显恩的文字或许过激、也略显芜杂，却反复把同一个问题推到读者面前：当国家需要知识、社会需要公信、青年需要成长时，大学必须以更扎实的学术训练、更严格的职业伦理、更开放但不浮泛的公共精神回应时代。回望历史，终究要落到现实的自省——让大学回到育人与求真的本位，才是化解“教育焦虑”最有力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