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媒介体制研究是全球新闻学的重要分支，但长期陷入一个关键困境：学界虽普遍认同要“超越西方”，实际研究中，西方概念与话语仍主导对非西方媒介体制的解释框架；同时，少量非西方概念往往过于地方化，难以形成可延展、可对话的系统理论，最终表现为“一强多弱”的知识格局，限制了全球新闻学的均衡发展。
推动比较媒介体制研究走向更包容的知识形态，关键不在于寻找“唯一正确”的模板，而在于形成理解差异、解释差异，并在差异中建立共识的研究能力。当“全球南方”的问题被更充分地提出，当“新的普遍性”促成不同经验之间的相互阐释与相互检验，全球新闻传播研究才可能更贴近时代变局，也为更公平、更可持续的全球信息秩序提供思想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