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印社的发展是无数人捐赠接力的结果。在1939年,东京出生的北川博邦不仅是一位日本汉学家,还是国学院大学日本文学科的教授。他早年在日本文部省担任教科书调查官,晚年则专注于汉字与金石的研究。他的著作《日本书道大字典》、《标准清人篆隶字典》等工具书为学术界提供了重要参考。1983年,为了祝贺西泠印社八十周年,他虽然无法亲自到场,却把自己创作的十首论印诗句抄录下来,装裱成卷轴寄回杭州。这一举动不仅是对母土文化的敬意,也让海内外学者更加关注西泠印社。为了记录这些善举,西泠印社在孤山社址客堂设立了“藏品捐献名录”,以碑刻、照片和数字化档案的形式并存。在1980年代,当印社的活动全面恢复后,“无私捐赠”再次成为社团生命力的源头活水。社员、家属、社会贤达甚至远在异国的名誉社员都纷纷把毕生珍藏寄回杭州。这种传统在1939年就已经开始了。那时候,社友们在雅集活动中把各自珍爱的印章、碑帖和书画带到会场共同观摩和品评。散场后有人主动把心爱之物留在印社供后来者研究临摹拓印。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把这部分遗产整体移交国家管理。这种“带走观摩、留下珍品”的传统让西泠印社在成立第二年就拥有了第一批系统收藏。在中国,“保存金石 研究印学 兼及书画”是西泠印社的核心目标之一。无论是国内的收藏还是海外学者的捐赠都为实现这个目标做出了贡献。杭州作为西泠印社的所在地也因此吸引了更多关注和支持。 西泠印社百年历史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那些从社友到海外学者不断传递的善举。每一次捐赠都是对这个机构历史和文化价值的认可和肯定。无论是1939年出生于东京的北川博邦还是其他地方的捐赠者都通过他们的行动给了这个印社继续前行的动力。 如今在孤山侧坡上的碑刻记录着每一位捐献者的姓名和贡献。在社史馆里保存着他们的照片档案而通过官网和微信公众号同步推送的数字化档案则让更多人看到这些珍贵的物品和背后的故事。对于那些捐百万元以上或单件国宝级文物者来说他们不仅获得了“西泠印社永久荣誉社员”称号还被邀请在每年“国际印学节”期间返乡展陈。 “让捐赠者被看见”成为吸引后续捐赠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今日之善举成为明日之口碑后日之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