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肝癌防控已成为我国重大公共卫生课题。
数据显示，中国肝癌病例数约占全球总数的一半，患者5年总生存率仅为14.1%，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与此同时，乙肝、丙肝、酒精性肝病、脂肪肝等肝病发病率持续攀升，为肝癌的发生提供了日益增长的患者基数。
这一严峻形势表明，推进肝癌防控工作已成为当务之急。
在肝癌防控链条中，早期发现与诊断是改善患者预后、降低死亡率的关键环节。
然而，现阶段肝癌早筛工作仍面临多重瓶颈。
首先，传统超声检查高度依赖操作者的临床经验，存在漏诊风险；其次，高危人群获取CT、MRI等高灵敏度影像学检查的机会受限；再次，作为常用血清标志物的甲胎蛋白（AFP）在超过30%的肝癌患者中呈现正常或仅轻度升高，对早期肝癌的检出能力有限。
这些因素共同制约了肝癌早诊的整体效能。
为突破这一瓶颈，医学界正在积极探索更加精准可靠的检测手段。
异常凝血酶原（PIVKA-II）作为一种新型血清标志物，具有特异性高、半衰期短等显著优势，可作为AFP的重要补充指标。
临床实践证明，将PIVKA-II与AFP联合检测，能够显著提升肝细胞癌的总体检测准确度，为早期肝癌的识别提供有力支撑。
在此基础上，国内医学界进一步推进了本土化风险评估模型的开发与应用。
以ASAP肝癌风险评估模型为代表，该模型整合年龄、性别、AFP与PIVKA-II四项关键指标，能够对慢性肝病患者未来发生肝癌的风险进行量化预测。
多中心临床验证表明，ASAP模型在灵敏度与特异度方面均实现了显著提升，已在全国范围内被广泛应用于高危人群的体检筛查和血清学诊断。
这一系列创新举措的推进，标志着我国肝癌早筛体系正在向更加科学、规范的方向演进。
通过整合新型血清标志物与本土化风险评估工具，建立更加完善的筛查流程，有望进一步提升肝癌的早诊率，为患者争取更多的治疗机会，最终实现降低肝癌死亡率的目标。
从“治已病”到“防未病”，肝癌防控的突破既依赖技术创新的“硬支撑”，也需公众意识的“软提升”。
在政策引导、科技赋能与多方协作下，构建覆盖筛查、诊断、治疗的全链条防控体系，将成为改写我国肝癌大国现状的关键之举。
未来，如何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至县域，仍是实现健康公平的重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