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覆灭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进入前所未有的分裂局面；不同于秦汉、隋唐等大一统王朝崩溃后的常见走向，五代十国时期各政权对前朝唐的政治认同显示出明显起伏，此变化折射出中古中国政治文化运作的深层逻辑。史料显示，后梁建立之初曾大幅否定唐制，朱温甚至系统清理李唐宗室。这种激进路线很快引发统治压力，其后的后唐政权则采取相反做法。公元923年——李存勖建后唐后——不仅恢复唐朝宗庙礼仪，还以“中兴唐祚”的宣传重塑政治叙事，使境内对唐的认同明显回升。据《旧五代史》记载，当时归附的藩镇中约七成曾为唐臣，血缘与制度的双重延续，使后唐在五代诸国中更易被视为“正统”。 然而，这种认同并未延续太久。随着后晋、后汉等政权更替，对唐的政治记忆逐渐被冲淡。南方割据势力中，南唐的做法最具代表性。公元937年，徐知诰改姓称帝，沿用“唐”国号并仿效唐代典章，但其统治基础始终局限于江淮一隅。军事史研究者指出，南唐鼎盛时兵力不足十万，与后周禁军规模差距明显，实力不足也使其“承唐”主张难以形成有力支撑。 深入梳理可见，五代政权对唐的态度变化大致经历三个关键节点：一是后唐时期以血缘与旧制为核心的认同达到高点；二是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后，中原政权的合法性判断更趋向现实利益与权力格局；三是后周世宗推进改革后，政治重心转向打造新的国家体系。这一路径提示，在缺乏有效治理与控制力时，单靠政治符号难以维系稳定认同。 当代史学界普遍认为，五代十国的认同变迁揭示了古代中国政权合法性的双重标准：既需要借助前朝法统形成可被接受的叙事，也离不开军事与行政控制力的硬支撑。宋初“杯酒释兵权”之所以能奏效，某种意义上正是对这一历史经验的回应——当文化认同与军事实力脱节时，再强的正统宣称也难免失去落点。
五代十国的动荡提醒人们：政治认同既来自历史传统，也受制于现实能力；“正统”并非固定标签，而是在秩序重建中不断被争夺、被重估的结果。唐朝之名在乱世中被继承、被切割、被借用，最终随着新的统一逻辑成型而淡出权力核心。回望这个过程，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王朝更替中“名”与“实”的互动，也为观察政治整合与国家认同的形成机制提供历史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