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一个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我国生产供给能力已处世界前列，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30%，消费品种类总量达2.3亿种，在全球504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多数产量位居第一。然而，强大的生产能力并未同步转化为相应的消费拉动力。2025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3.5%，虽较上年提升，但与发达国家60%以上的水平相比仍有差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作出判断，指出“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点明了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从历史演进看，这个变化并非偶然。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商品短缺现象首次消失，经济逐步进入买方市场阶段。经过数十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已积累了较为充足的物质基础和生产能力。当前的重点不再是单纯扩大产出，而是更充分地激活和释放国内需求潜力。这既是发展阶段转换的结果，也是推动经济向更高质量跃升的现实选择。 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和全球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这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基础条件。以山东为例，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均超亿人，客观上具备较大的消费空间。但人口规模并不等于有效需求，潜在市场也不等同于现实市场。需求并非不存在，而是尚未充分释放。换言之，发挥“人”的优势，关键不在于反复强调规模，而在于系统性打通消费的深层堵点。 消费需求中存在着多道亟待熨平的“褶皱”。首先是“预期收入”的褶皱。虽然我国人均GDP已迈过1.3万美元关口，但居民消费并未同步走强。数据显示，2024年人民币存款增加17.99万亿元，2025年前11个月增加24.73万亿元，居民储蓄意愿持续上升。这说明，当家庭在房贷、教育、医疗等支出上已承担较高成本、对长期收入增长缺乏稳定预期时，即便手中有可支配资金也更倾向于“多存少花”。这类“想消费但不敢消费”的需求，难以转化为持续的经济拉动力。 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当前，全球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民生关键领域对高技能人才需求旺盛。日本高级技工在产业工人队伍中的占比约40%，德国约50%，中国虽已提升至30%，但缺口仍在千万量级。通过系统提升人力资本，推动就业结构向更高附加值领域迁移，让更多劳动者适应数字化转型、获得更高且更稳定的收入，消费才有更坚实的基础。 其次是“供需结构”的褶皱。市场面临的不仅是需求总量偏弱，更突出的是供给与需求错配：部分低端产品过剩，而消费者对高质量、个性化产品的需求仍未得到充分满足。这要求供给侧推进更深层次调整，推动产业升级，提高产品质量与附加值，使供给更好适配并引导消费升级。 第三是“收入分配”的褶皱。要更充分释放消费潜力，需要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居民的后顾之忧。收入分配更合理、保障更扎实，消费才能从“谨慎”逐步走向“释放”。 破除“内卷式”竞争、建设统一大市场、优化内外联动等举措，都是打通这些“褶皱”的现实路径。通过一揽子系统性改革，我国有望将巨大的市场潜力更快转化为增长动能，实现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的角色拓展。
熨平消费“褶皱”的过程，实质上是中国经济从规模红利走向制度红利、创新红利的缩影。当14亿人的需求潜力更充分被激活，不仅将影响全球供需格局，也将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坚实的支撑。这场深刻转变，考验的不只是政策取向，更在于对经济社会运行机制的系统性优化与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