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续数千年的中华学术传统中，儒家经典的解读大致形成两条清晰路径。以孔子编订的《诗》《书》《礼》《乐》《易》《春秋》为核心的“六经”，自西汉起衍生出“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两种基本诠释范式。二者差异不仅体现在方法选择上，也关乎思想体系如何建构，以及经典如何进入国家治理逻辑。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只在于历史悠久，更在于它在代际传承中不断被理解、被检验、被更新。兼顾“六经注我”的现实关怀，同时守住“我注六经”的学术边界，既能避免把经典当作随意取用的“材料库”，也能防止研究滑向与现实无关的“文字游戏”。在守正与创新之间把握尺度，才能让传统资源更稳妥地转化为当代社会的思想滋养与文化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