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志京有一篇叫《遇罗克其人其事》的散文，写的是他和遇罗克的过往。牟志京最早是在1999年第1期的《百年潮》上发的这篇文章，后来被好多讲文革历史和遇罗克的书收进去了，比如《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还有《遇罗克遗作与回忆》这些。下面就是全文内容。《文革报》刚开始出第一期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罗文他们成立的那个“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底细。后来我去罗文家拜访，头一回见到罗克，这哥儿俩长得根本就不像。他个头不高，脸色白得吓人，戴个大厚眼镜，耳朵大得像扇子一样，背也驼得很厉害。不过他这人只要一开口，说话嗓门又大又清楚，而且特风趣。那厚镜片后面的目光也很犀利。罗文把我介绍给他后，他开玩笑说自己早就听说过我的大名了，说完自己就乐了。一开口我就觉得这人不一般，心里就开始琢磨他跟那个小组到底是什么关系。到了第二期出完之后，我们接触多了起来，他跟我说他就是写《出身论》的人。看当时的形势严峻，他让我帮他保密这件事。大多数在报纸上干活的成员，其实都没被正式告诉过他们是小组的人。 罗克在写文章上确实是个高手，突破了那个年代的很多限制。那次文化大革命对咱们的中文造成的破坏挺大的，到现在看政论文章里的毛病还挺明显。不过罗克的文章就像在脏水里长出的莲花一样干净，风格完全自成一家。凡是读过他文章的人，都能感觉到他思路开阔、条理清楚、引经据典、文字锋利，有点当年中国文人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劲头。 他写东西特别快。因为印刷上困难重重，谁也不知道下一期啥时候能出来。只要头一天告诉我任务，他第二天就能把稿子交上来。报纸上那些长篇大论的文章，基本上都是他熬一个通宵写出来的。 罗克不光是个书呆子脑子灵活。他跟我玩过一种拍打手掌的游戏，我总被他打得噼里啪啦响。他还能同时下两盘盲棋。有一次我想逗逗他说某个棋子的位置不对了，他想了一会儿坚持说我记错了。 他一个人住在正房和院墙中间搭起来的小屋里。冬天太冷了没法生火取暖，屋里冷得跟冰窖似的。我跟他经常在这个“冰窖”里面对面坐着聊到天亮。他兴趣很广跟我聊的主要是哲学、历史和文学方面的事，不太谈当时的局势或者报纸怎么样。 罗克这人挺机灵的。有一次1967年夏天我们去东北旅行。坐火车的时候突然有个看着凶巴巴的人问他：“你还记得我吗？”这话听着挺莫名其妙的，不过他一点不慌也不忙地巧妙回答说：“我觉得你好像有点眼熟。” 罗克对自己的口才很自信。蒯大富以前说过我们小组成员的坏话，罗克总让我给他捎话要在公开场合跟蒯大富辩论一场，结果蒯大富从来都不敢应战。 他脑子一直在转个不停。我们一起去了北戴河、秦皇岛还有沈阳这三个地方玩的时候约好了每人写一篇游记。有一天在沈阳的街上看到好多以前日本留下的建筑遗迹，他心里不痛快问我：“怎么解放这么多年了，咱们盖的房子还比不上日本人占领那阵留下的老房子好看呢？” 报纸停刊以后他开始写一篇新文章——《工资论》。他给我讲了论资排辈带来的坏处，还以此为出发点提出了工资政策的一些想法。可惜那时候没人敢刊登这篇文章了。 他还进一步观察到了工业管理体制存在的毛病和改革的方向。有个叫郝治的人曾经评价说罗克是“东方的曙光”和“宫殿的一角”。我老想如果十年后中国搞体制改革的时候能有罗克参与进来该多好啊。 有一次我看见他书架上有本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就提起说我也有一本这样的书。他听了特别高兴立马跟我商量一块儿学这本书的计划还交换读书笔记呢。 他批评斯大林那种思维方式是因为语言垄断导致的。他问过我一个挺奇怪的问题：“猫睡觉做梦的时候四腿有时候会动好像在跑胡须还会抖难道猫也用某种语言吗？” 有时候他会问我从来没想过的问题比如说“你做梦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 问起我对鲁迅的看法他把鲁迅的作品比作一盘珍珠每颗都挺亮就是没串成一条项链互相连起来那种感觉。 他喜欢杰克·伦敦跟我提过那本讲狼和人搏斗最后人靠喝了狼血才赢的故事说那种在逆境中表现出来的毅力在别的作品里很难见到。 他还给我推荐了梅里美的《卡门》把那本书借给我看觉得女主角性格特别奔放自由很感慨。 他对外国文学的翻译挺有研究的聊到《浮士德》的翻译时说“郭沫若的译本比起冯至的错漏多很多但最后印出来的还是郭沫若的”。 他对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成就特别佩服讲过一些朱生豪的故事怎么在战乱逃难的路上还不放下笔最后没能把莎士比亚全译完就早逝了。 在他那个小屋里我们一起度过了很多时光有一次我忍不住感叹说：“你懂得东西真多啊！”他听了拉近我们俩的距离平时总是嘻嘻哈哈的这回严肃地跟我说：“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知识比我更渊博。” 虽然我对他佩服得不行还是不太信这番话讲到鲁迅和瞿秋白的友谊他找出一张鲁迅写给瞿秋白的亲笔信上面写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他很郑重地把这张纸送给了我。 他对毛主席很尊敬对毛主席的诗词水平也特别佩服尤其喜欢《蝶恋花》那首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