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高强度能源消费和工业化进程中，污染物排放与空气质量改善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传统治理手段在一些场景下仍受到效率、成本和协同减排能力的限制：一上，工业烟气、机动车尾气以及室内外挥发性污染物排放源分散、成分复杂、时空变化快；另一方面，雾霾形成与大气颗粒物演化机制多因素交织，仅靠末端治理难以带来稳定、可持续的改善。如何更高效地消除“已产生的污染”，并能源转化和生产环节继续压实排放控制，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原因——其一，污染治理正由单指标控制转向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氮氧化物、硫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与颗粒物之间存在耦合关系，任一环节的短板都会放大整体治理难度。其二，减污与降碳需要同步推进，传统仅针对污染物的治理路径往往难以兼顾能耗、碳排与资源效率。其三，大气环境过程具有一定的“自发催化”特征，光化学反应、颗粒物表面反应等会推动污染物转化和二次生成；若对微界面反应与颗粒物增长机制认识不足，预测模型和治理策略就可能出现偏差。，环境催化以“催化剂+工程过程”为抓手，在污染物转化、毒性降低与资源回收上显示出独特优势。 影响——环境催化的发展正推动治理模式从“末端清除”向“过程控制、源头减排、资源化利用”拓展。在末端治理上，机动车尾气净化、工业烟气脱硝脱硫、室内空气净化等应用持续迭代，通过更高活性、更强稳定性的催化材料提升净化效率，并更低温度、更复杂工况下保持可靠运行。在过程减排上，通过优化燃烧与转化路径，减少能源利用过程中的有害副产物生成，有望相近能耗下实现更清洁的生产。在资源化利用上，甲烷、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碳资源化利用受到关注，推动“减排”与“增值”并行。另外，围绕大气颗粒物微界面上的碰撞、凝并与增长等过程开展机理研究，有助于提升预报能力与治理针对性，为精细化治理与政策评估提供科学支撑。 对策——围绕环境催化的关键任务，可从“技术攻关、工程落地、体系建设”三上推进。 一是聚焦核心问题，强化关键材料与反应路径研究。针对已产生污染物的高效去除，应提升催化剂在低温、高湿、含硫等复杂工况下的活性与抗失活能力，推进贵金属用量优化、非贵金属替代以及结构可控材料的规模化制备。针对脱硫脱硝等传统难点，应在材料结构设计与反应机理层面协同突破，兼顾效率、寿命与成本。 二是推动减污降碳协同与资源化利用的工艺集成。围绕二氧化碳转化、甲烷高值化等方向，应综合评估能耗、碳效益与产品市场，避免“为转化而转化”。通过催化剂界面调控与反应器工程优化，探索更短流程、更低能耗的转化路径，并在示范工程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包。 三是加强大气颗粒物界面过程研究，服务精准治理。应将颗粒物微界面反应纳入多尺度模型与监测体系，推动实验室机理、现场观测与数值模拟相互验证，提升对二次颗粒物生成、雾霾演化与区域传输的解释和预测能力，为联防联控与分区施策提供依据。 四是打通“基础—技术—应用—评估”闭环。面向产业和监管需求，建立从材料表征、反应评价到工程放大与全生命周期评估的衔接体系，完善标准、数据与评价方法，降低成果工程化门槛，让科研进展更快转化为治理能力。 前景——从趋势看，环境催化将更突出三大方向：其一，面向复杂排放与多污染物协同控制的复合催化体系将加速发展；其二，减污与降碳一体化将推动催化技术与新能源、绿色化工更深融合，促进二氧化碳等“废物碳”向“资源碳”转变；其三，对大气自发催化与微界面过程的深入认识，将推动污染治理从经验驱动进一步走向科学驱动。随着对应的教材与工具书的系统梳理完善，人才培养、跨学科协同与工程应用的衔接将更加紧密，为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供更扎实的科技支撑。
让地球“呼吸”更顺畅，既离不开制度约束与社会共治，也需要能够落地的技术方案；环境催化的意义在于，将看不见的反应过程转化为可调控的工程手段，把治理投入转化为效率提升与资源再利用的平衡。面向未来，坚持问题导向、深化机理认知、加快应用转化，才能在更高标准的生态环境治理中稳步实现减污降碳、绿色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同向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