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京剧圈的传奇，那肯定得聊聊奚啸伯这位老爷子。他是在一个所谓“假贵族”家庭里长大的，既没进过专门的科班学艺，家里也没开戏园子，纯粹是靠自己瞎琢磨、自学成才。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想要从票友变成宗师，那可是比登天还难。 奚啸伯这辈子，完成了四次超级跨越：他先是把业余爱好变成了职业，又从跑龙套慢慢升到能跟梅兰芳、萧长华、金少山、侯喜瑞这些大腕儿同台飙戏。到了后来自己挑梁主演，最后硬是被观众捧成了“四大须生”里的一员。想想看，在那个老艺术家扎堆的年代，要是没一股子狠劲儿，哪能走到这一步？ 老生这一行分为唱工派和做工派，大多数票友往往只顾着张嘴唱，对身段、台步这些玩意儿不屑一顾。但奚啸伯偏不，他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非要把自己练成文武全才不可。他的戏路特别宽，不管是《碰碑》《哭灵牌》这种考验唱功的重头戏，还是《乌龙院》《四进士》《范进中举》这种唱念做打都讲究的戏码，他都能拿得下来。 为了保持那种随时能上台的状态，奚啸伯二十来岁就给自己立下了“铁规矩”。每天一大早，他就穿上演出服、勒上头巾、挂上胡子，就算是去亲戚家串门、去菜市场买菜也不卸装。他这一坚持就是一两年，终于把那些复杂的身段练得像行云流水一样流畅自然。 京剧的唱腔讲究一个“以字行腔”，可这字音又不是普通的普通话，而是把湖广音、京腔还有上口字搅和在一起的大杂烩。奚啸伯最擅长的就是在这些“魔方”里找窍门。比如《哭灵牌》里那句“过五关斩六将”的“斩”字和“你可算得盖世英豪”的“可”字本来都是上声，但他能把这两个音顺滑地转成阳平，听起来特别酣畅痛快。 这种讲究可不是乱转音就完事的，关键得做到“滑而不俗”。要是音线歪了就显得轻浮，太正了又会显得呆板。奚啸伯就在这种分寸之间留下了呼吸的空间，让听众觉得既舒服又有味道。类似这种绝妙的发音在他的唱段里多得数不清，既好听又耐看。 听学者们回忆说，小时候在田野里乘凉听蝉鸣听多了，总觉得有那种悠长的箫声飘过来；后来听了《白帝城》那段唱，才发现那种苍凉感跟在月光下吹箫的感觉特别像。所谓“大珠小珠落玉盘”，其实是那种裂锦的声音和淳朴的感情混在一起发出的金玉之音——先让人听见唱戏的声音，再让人听见自己心里的感受。这种带着乡音的咏叹调，直到现在还能震我心弦呢。 当时须生行里人才多得是，“后四大须生”里除了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还有奚啸伯并列之外，也就他一个人是纯票友出身的。他从小就熟读四书五经，古文底子好得很，这对他后来研究词牌格律很有帮助。他12岁就拜了师傅，19岁正式下海当演员了。 奚派的唱腔是以谭派为底子的，他还吸收了言菊朋、余叔岩他们家的优点；甚至还借鉴了高庆奎、马连良、周信芳的风格；就连梅兰芳、程砚秋、筱翠花那边的长处他也不放过。最后他把这些玩意儿融合到一起，变成了一种“委婉细腻、清新雅致”的独家音色。 这种风格低调、有文气、学起来难度还特别大——正是因为有了这份“书卷气”，奚派才成了梨园界最清雅的一朵奇葩。 说到传灯人，就得说说张建国、赵建忠这些徒弟了。张建国是国家一级演员，1984年拜了张荣培学艺，还得到欧阳中石的亲自指点。1989年他一个人跑到上海去闯码头，连着三天演《打金砖》一炮而红；到了1990年再去上海的时候，《哭灵牌》又让他拿下了白玉兰主角奖；1993年他在梅兰芳金奖大赛上更是把金牌摘走了。 杨志刚是山东省京剧院的演员，1987年拜的欧阳中石。他嗓子亮堂扮相俊雅，特别擅长琢磨人物的心理活动；跑去新加坡、日本还有港台巡演的时候也很受欢迎。 张军强是1962年出生的，1991年就拿下了全国电视大奖赛荧屏奖；拜了张荣培和欧阳中石这两位师父后，他在《范进中举》《白帝城》这些戏里把那种“委婉细腻”的感觉演得很有层次感；2006年他调到了重庆市京剧团去挑大梁。 王小蝉是1988年进河北省艺校的学生，1999年拜的张荣培。他常演的剧目有《四郎探母》《空城计》《乌盆记》这些；2001年他拿了全国青年大奖赛一等奖。 张建锋是1999年毕业于石家庄艺校的学生，2000年拜的欧阳中石。他常演的戏有《白帝城》《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等等；嗓音宽厚行腔百转千回。 李伯培以前叫李玉声，“文革”的时候被批斗得很惨还坚持上台唱戏《失空斩》《汉献帝》这些戏口碑特别好；等到四人帮倒台后他进了哈尔滨京剧院去演《汉献帝》。 赵建忠是河北省唯一的奚派传人，一直守在石家庄的舞台上传灯不辍。 当代研究家刘曾复曾经评价说：“四大须生里面只有奚啸伯的文化水平最高。”谭派醇厚、余派俊雅、言派聪明、马派潇洒——只有奚啸伯是那种“家境贫寒志向远大”的人。对很多知识分子来说，奚派不光是一种听觉享受，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同道人——它清雅内敛又耐得住品味，简直就像先生本人一样。（整理自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