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中华文明轴心时代的春秋时期，商业伦理的雏形就已显现出相当成熟的样貌；卫国商人子贡的故事颇具辩证意味——他自费赎回鲁国奴隶，初看是在弘扬道德风尚，却因打破“报销制度”的可持续性而受到孔子批评。这个事件折射出早期商业实践中个体善行与公共规则之间的张力。孔子“见利思义”的提醒，实质是在强调制度层面的公平与可持续。
子贡的慎义、范蠡的知止、子罕的守廉，分别指向诚信、分寸与边界；三者共同说明：财富本身不是问题，关键在于获取是否合规、使用是否向善、权力与利益是否守住底线。把“道”立起来，才能把“财”用得稳、用得久、用得对；也只有当个人追求与公共价值同向而行，社会发展才能既有速度，也更有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