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乐师师冕去见孔子，走到台阶边，孔子轻声跟他说：“这里是台阶。”等他走到坐席旁，孔子又告诉他：“这里是坐席。”大家都坐好后，孔子郑重地介绍自己：“我在这里。”师冕离开后，子张就问孔子：“这就是跟乐师说话的规矩吗？”孔子回答说：“没错，这就是对待老师的规矩。”虽然这几句话看起来很平常，但里面其实包含了敬老、恤丧、敬贵三重礼节。北宋的何晏和邢昺首先点出，这段对话其实是在讲“相师之礼”。陈祥道接着补充说：盲人也和八十岁的老人一样，在见君命时要一坐再至；盲人也和九十岁的老人一样，家里人不在朝政中做事；看到穿丧服的人要改变态度；看到戴礼帽的人也要端正面容。张载在《西铭》里把这一点发挥到了极致：天下那些残疾的人，都是我们兄弟中受苦受难无处诉说的人。无论是身体有残疾还是心里有残疾，都应该互相照顾；这种“胞与之怀”的思想就从这里开始萌芽了。清代以前的注家大多把“道”理解为“礼”。赵佑说：师冕来的时候应该先有客人坐下来了，所以他才会在台阶边等着。钱穆补充说：孔门弟子对孔子的一言一行都非常诚恳地观察和思考。朱熹直接点明：古时候乐师都有专门的人照顾他们，道理就是这样的。南宋以后，人们开始用“圣人逻辑”来解释这个问题：圣人就是道理本身。于是《论语》里所有的细节都被装进了“圣人光环”的保险柜里。好在《述而》里有句话跳出来打了脸：“如果说我是圣人或者仁德之人，我哪里敢当呢？”孔子总是把话题拉回到“有恒”、“平民”、“成士”上，这样就把私学传统和“圣仁”分开了。朱熹把“理”抬到了宇宙级别的最高位置上。张栻说：“道”无处不在。郑汝谐感叹说：“圣人的心里没有不是仁爱的地方。”刘宗周更直接地喊出：“天无私地覆盖万物，地无私地承载万物，日月无私地照耀万物。” 看起来很高冷的这些话，落到“导瞽”的场景里其实只有一句话：说话要从容自然，心意要真诚恳切。圣人对待上下人己之间都怀着真诚恭敬之心——这份真诚恭敬就是平民成为士人最缺乏也最需要的心理保障。明朝的心学出现后直接把“理”从外部天空搬到了人的本心上。王阳明说“致良知”，刘宗周喊“知道了相师之道，也就明白了子臣弟友之道”。“子张看得道字奇特，孔子注得道字平常”——在这一奇一平之间，私学的核心就被点破了：官方以“老师”为中心，老师等于朝廷重臣；而民间私学以“仁义”为中心，老师只是民间的引路人。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官方礼制把盲乐师捧到了不需要向朝廷面北称臣的高度；而民间私学却把老师拉回到“我在这里”的亲切距离上。两种方式虽然不同，但都回归到了“敬”字上。 《论语》第36到41章用了七章连续讲述了私学和官学之间的差异：私学比官学优越（第36章）、先敬其事（第38章）、以道为基础（第40章）、对文章的要求不同（第41章）。最后一章（第42章）总结说：“虽然政治制度不同，但老师都是同样尊敬的对象。” 仁德博大高深莫测，平民要成为士人如果没有明师指点就会寸步难行。颜渊曾经感叹道：“仰望老师越来越高……虽然想跟随他的脚步走下去，但我却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叔孙武叔毁谤孔子时，子贡说：“仲尼不能被诋毁。”这一句把孔子抬成了日月。日月高高在上光明照耀四方；而民间私学之光则是从平民的“三疾”（残疾）出发照亮了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