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出其第二任期的标志性政策——“对等关税”行政令，试图通过“基准关税+对等关税+专项关税”的三重体系，对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置贸易壁垒；该政策以10%的全球最低关税为底，对不同国家叠加10%至49%的额外税率，以此向贸易伙伴施压，推动其让步，实现“美国优先”的经济诉求。政策快速推进后，全球反制随之而来。多国加征报复性关税，美国出口空间受挤压，国内企业成本上升。特朗普政府曾以暂停部分关税、延长缓冲期等方式试图降温，但政策反复继续放大了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2026年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3裁定该政策违宪，认定其滥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因此遭遇关键法律挫折。该裁决的直接结果是，特朗普政府不得不撤销被判违宪的关税安排，转而依据《1974年贸易法》实施为期150天的10%全球临时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政策工具从“扩张性解释”转向“依法操作”，但核心仍是以关税维护单边利益。未来，特朗普政府可能更多动用“301条款”“232条款”等现有法律工具，围绕高科技产业及所谓“国家安全”领域加征关税，延续保护主义取向。更深层看，该政策的反复与受挫，折射出单边做法与多边规则之间的张力。关税措施短期内或对部分制造业就业形成支撑，但长期推高供应链摩擦与美国通胀压力。最高法院的介入也显示出美国司法对行政权的制衡，为后续贸易政策划定了更明确的法律边界。
关税可以用作谈判筹码，却难以替代规则与互信；单边施压或许一时见效，但往往会以更高成本回到现实约束之中。“对等关税”一年的起落表明，在全球化背景下，经贸关系相互牵动，试图以强制方式重塑秩序的做法，必然面对制度、市场与国际反作用力的多重检验。未来，各方更需要以规则为底线、以合作为路径，在不确定性上升的世界里寻找更稳定的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