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以药养医”曾导致诊疗行为偏差并加重患者负担。 我国医疗体系发展的早期，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长期偏低、医院运行经费保障不足，部分医疗机构曾通过药品销售来补充收入。药品加成与处方数量、用药结构客观上容易与机构收益甚至个人绩效挂钩，导致个别环节出现多开药、偏好高价药、过度用药等现象。一些患者“病不重却药不少”，不仅增加就医支出，也可能带来不必要的用药风险。更关键的是，诊断、评估、操作、随访等技术劳务的价值被削弱，患者付费更关注“药”而非“服务”，进而影响医患信任。 原因——价格体系与激励机制不匹配是核心症结。 从制度层面看，“以药养医”不是简单的个人选择，而是长期形成的补偿逻辑：一上，诊疗、护理、手术等劳务项目定价与人力成本、技术风险不完全匹配，医疗机构难以依靠服务收费覆盖合理成本；另一方面，药品收入相对稳定、易量化，常被纳入绩效分配与科室考核，形成路径依赖。这种结构下，即便多数医务人员坚持规范诊疗，也难免受到制度激励的影响，资源配置容易向药品和检查倾斜。 影响——“以技养医”有望推动诊疗回归医学本质，但也带来新课题。 随着医改持续推进，各地通过取消药品加成、调整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完善医保支付政策等措施，推动医疗机构收入结构向技术劳务回归。“以技养医”的关键，是让医生主要凭技术难度、服务质量、风险承担和劳动强度获得合理回报，引导诊疗从“开多少药”转向“治得准不准”。该导向将促使医生更重视病史询问、体格检查、规范评估和个体化方案制定，强化循证诊疗与分层管理，减少不必要用药，提升诊疗有效性与患者获得感。 同时，改革也面临两上挑战：其一，医疗服务价格上调需把握节奏和幅度，若缺乏统筹，短期内可能抬升患者自付水平，引发“看病贵”感受反弹；其二，“以技”如何体现在医生收入上，需要更科学的评价体系支撑。若考核过度依赖数量指标，可能出现“以量取胜”的新偏差；若缺少质量、安全与患者体验维度，又难以准确体现医务人员的真实价值。 对策——稳妥价格调整、完善绩效评价、强化支付与监管协同发力。 推进“以技养医”需要系统推进。首先，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应与医保支付能力、群众承受水平、区域经济差异相衔接，突出诊疗、护理、手术、康复等劳务价值，合理拉开技术难度梯度；同时通过医保报销政策与医疗救助对困难群体兜底，避免负担不均。其次，建立以质量为核心的绩效分配机制，将技术难度、风险程度、工作强度、患者结局、合理用药、规范诊疗等纳入评价，探索同行评议与多维数据评估结合，减少“唯收入、唯数量”的单一考核。再次，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与临床路径管理联动，通过按病种付费、按人头付费、总额预算等方式，引导医疗机构控制不合理费用增长，促进资源从“多用药、多检查”转向“高质量服务”。最后，加强监管与信息公开，完善处方审核、合理用药监测、重点药品与高值耗材使用管理，提高医疗行为透明度，守住医疗安全与伦理底线。 前景——从“收入结构调整”走向“医疗生态重塑”。 可以预期，随着技术劳务价值继续被认可、支付方式更加科学、绩效体系优化，“以技养医”将推动行业从“收入依赖药品”转向“能力创造价值”。这不仅有助于引导医生把更多精力投入专业学习与技术创新，也有利于提升医院精细化管理水平，推动分级诊疗、慢病管理、健康管理等服务体系建设。但改革成效最终取决于政策协同与落地质量：既要让医务人员劳动得到合理体现，也要守住群众就医负担可控、医疗公平可及的底线。
从“以药养医”到“以技养医”的转型，本质是重建医疗价值体系。这场变革不仅关系到医生收入结构的调整，更在于让医疗服务回到以诊疗质量为核心的轨道。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如何在技术进步与民生保障、专业价值与社会公平之间取得平衡，仍将是下一阶段医改需要持续回答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