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推进受阻的背景下，跨境基础设施与产能合作如何同时实现增长与减排，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早期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为主，一些项目在能源结构选择、环境风险管理各上引发讨论。如何用制度化、可量化的证据回答“合作是否带来绿色转型”，也成为政策评估和国际沟通的重要议题。 原因：研究梳理显示，2017年后对应的绿色政策体系逐步明晰，合作重点从“建设优先”转向“绿色引领、规则与能力并重”。政策更聚焦清洁能源、数字技术、绿色投资及合作平台等领域，并形成指令型、能力建设型、激励型相结合的工具组合：一方面通过标准倡议、项目指引等强化绿色约束；另一方面通过培训、平台和金融工具提升项目落地能力与市场动力。研究认为，这类“政策工具组合”构成绿色效应出现的重要制度基础。 影响：研究以139个国家2013—2022年数据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政策效果。结果显示，绿色“一带一路”显著降低沿线国家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控制多项相关因素后，沿线国家减排幅度较非沿线国家高约5.9%，表明政策整体带来较为明显的减排增益。研究还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以及替换变量、剔除特殊时期等稳健性检验增强结论可信度。 需要关注的是，研究同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强度会削弱减排效果：当投资规模较大时，部分经济体的碳强度下降幅度受到限制。分析认为，这可能与投资仍更多流向高能耗环节、项目周期内能源替代尚未完全到位，以及东道国环保约束与执行能力差异较大等因素有关。 从差异化效果看，政策对低收入与高收入国家的减排促进更明显，而对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国家的影响相对较弱，呈现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相一致的阶段性特征。，在政府效能、法治水平较高的国家，减排效果更突出，说明东道国治理能力、规则透明度与执行力度会直接影响绿色合作项目的实际绩效。 对策：研究继续总结了推动绿色转型的四条关键机制。其一，低碳能源技术传播带动可再生能源规模扩大，促进能源结构优化；其二，数字技术溢出带动数字基础设施与数字服务贸易发展，以数字化提升环境监测、治理与公共服务效率；其三，通过项目牵引与标准引导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其四，贸易与投资协同引导资金更多投向环境友好型产业，优化绿色产业链供应链布局。面向下一阶段，研究建议优化对外投资结构与项目组合，强化低碳导向与全周期环境风险管理；同时加强能力建设合作，支持东道国提升绿色治理、法治与执行能力，增强政策外溢效应的可持续性。 前景：多方人士认为，绿色合作正从“项目绿色化”走向“体系绿色化”。未来应在标准互认、绿色金融、信息披露、第三方评估等上提供更稳定的规则供给，并在清洁能源、绿色交通、数字治理等重点领域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项目。随着各国加大对气候行动与能源转型的投入，绿色“一带一路”有望成为推动技术扩散、产业升级与共同减排的重要合作平台，但其成效仍取决于投资方向、项目质量与伙伴国治理能力能否同步提升。
绿色“一带一路”的实践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随着政策改进、合作不断深化，该倡议有望在推动全球绿色转型中发挥更大作用，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绿色跨越式发展提供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