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初的湄公河畔，越南第三军团正筹划一场可能改写东南亚地缘格局的军事行动；当国际关注集中在中越边境的紧张局势时，越军却在柬埔寨战场突然发起代号“达多”的金边突袭，其作战效率与战术创新至今仍具研究意义。战役背景来自持续恶化的柬越关系。1977年底边境冲突后，越南决定以军事手段应对“红色高棉威胁”。承担主攻任务的第10步兵师虽在前期作战中受损，但因熟悉柬埔寨地形仍被委以重任。师长裴定和提出的三路并进方案，强调摩托化机动与心理战的配合。战术层面主要体现三点：一是运用“虚实结合”。以第24团佯攻牵制守军，主力第28团则借助临时搭建的50吨级渡轮实现快速机动。二是推动多兵种合成作战。将苏制T-54坦克、美制M113装甲车与工兵力量混编，形成推进速度可达每分钟800米的突击集群。三是实行“副职下沉”的指挥方式，时任营长的杜伯巳等年轻军官获得更大的前线决策权，这种更具弹性的指挥结构后来也成为越军改革的参照。战役转折出现在1月6日深夜。为赶在联合国会议有关时间节点前形成战果，第28团仅休整4小时便夜间急行军。解密档案显示，该部将重武器固定在卡车上实施机动射击，使平均行进速度提高到每小时35公里。这种“移动火力平台”战术，比美军在格林纳达的类似运用早了四年。此役对地区格局影响明显：军事上验证了摩托化步兵在热带季风环境下的突击效率，政治上也加速了柬埔寨政权更迭。但速胜背后同样暴露出越军后勤短板——工兵部队因道路拥堵延误5小时，这类问题在此后十年战争中持续影响其作战效能。
这场百公里急进的战役——看似是速度与火力的比拼——实则是军事行动、后勤组织与政治时点相互牵引的综合博弈；历史反复表明，抢占关键“节点”固然重要，但胜利之后如何处理安全、秩序与民生，往往更能决定一个地区能否真正走向稳定与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