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多重冲击叠加下，欧洲“战略脆弱性”上升。
行将过去的2025年，欧洲在安全、经济与政治层面承受持续压力。
一方面，跨大西洋关系出现新的紧张变量，欧洲在安全议程上的自主空间受到挤压；另一方面，经济复苏乏力、治理分歧与社会情绪变化交织，使欧洲对外政策协调难度加大。
如何在大国博弈背景下保持战略清醒、提升政策一致性，成为欧洲研究的重要议题。
原因：外部结构变化与内部能力短板同步显现。
12月27日，上海欧洲学会2025年年会暨第14届欧洲研究论坛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举行。
会议由上海欧洲学会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主办，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承办，来自多地高校的学者与青年学生参加研讨。
与会人士认为，欧洲所处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其一，跨大西洋同盟内部的利益分配与政策优先序出现调整，美国对欧洲提出更高的成本承担要求，同时对欧洲在涉乌问题上的关切回应不足，削弱欧洲对外政策的可预期性；其二，俄乌冲突牵动欧洲安全结构，欧洲在“安全依赖”与“战略自主”之间的矛盾更趋突出；其三，科技革命与产业竞争加速，数据、算法、算力等关键要素的差距放大了欧洲对外部技术体系的依赖；其四，欧洲内部政治生态变化明显，极化与碎片化加重，进一步影响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
影响：战略选择外溢至安全、经贸与规则体系。
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在会议总结中指出，本次年会议题覆盖政治、经贸、能源、防务等多个领域。
与会观点认为，欧洲虽在美国外交议程中的相对地位发生变化，整体呈现硬实力相对走弱、外交信心不足等特点，但仍应以动态、理性的视角把握其政策与能力的调整空间。
围绕俄乌冲突走向，华东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提出，2025年具有关键转折意义，未来需要重点关注停战和谈安排、安全保障设计与战后重建等议题；在此过程中，美国角色与欧洲角色的变化，将继续影响欧洲安全架构与对俄政策边界。
在大国竞争背景下，欧洲的外部空间面临“挤压效应”。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张骥认为，国际秩序的基础受到冲击，欧洲需要重新定位自身角色以保持影响力，但战略自主目标受到内部差异与中美竞争结构性框架的双重制约。
科技与产业竞争方面，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余南平指出，技术变革强化了欧洲的“斯普特尼克焦虑”，在数据与平台生态等方面的相对弱势，使其在新一轮人工智能竞争与产业链布局中处于不利位置，客观上增加了对外部技术体系的依赖风险。
外交与防务政策也出现调整迹象。
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杨友孙认为，俄乌冲突推动欧洲部分国家在中立与军事不结盟原则上出现松动，从“绝对中立”走向“有条件中立”的倾向值得关注。
内部政治方面，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云珍分析认为，极右翼力量的阶段性上升与经济颓势、文化分歧、政党碎片化及选民对现状不满相关，外部安全压力与美国战略收缩效应也可能加剧欧洲政治极化，进而提升欧洲政策不确定性。
经贸与规则体系层面，欧洲对“经济安全”的关注上升。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忻华指出，欧盟近期对美欧经贸安排的得失进行反思，其政策文本强调从技术产业、贸易投资、供应链安全等维度构建经济安全框架，并拟完善欧盟、成员国与企业的协调机制。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张娇认为，地缘政治经济震动推动贸易规则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企业布局呈现近岸化、区域化趋势，规则体系更易出现选择性开放与针对性安排；欧盟贸易政策也更强调服务其整体战略目标与内部市场规则衔接。
对策：以能力建设与规则协调提升战略韧性。
综合与会观点，欧洲若要提升战略自主与政策稳定性，需在三方面着力：一是安全领域推进更可持续的能力建设，在对外依赖与自主投入之间形成更清晰的责任分担与路径安排；二是经济与产业层面强化关键环节韧性，提升科技创新效率与产业链协同水平，降低对外部单一来源的结构性依赖；三是在内部治理方面增强政策协调机制，缓解成员国利益差异与社会分化对决策效率的侵蚀，以稳定预期应对外部不确定性。
前景：欧洲“再定位”将影响中欧合作的现实空间。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欧洲对外政策的“再定位”进程仍将延续，其对安全、经贸与科技的政策选择将对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产生外溢效应。
对中欧关系而言，欧洲在产业政策、供应链安全与贸易规则方面的调整，可能带来新的摩擦点，也可能催生在绿色转型、科技治理、市场开放与第三方合作等领域的对话机会。
推动务实合作，需要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加强沟通，增进政策透明度与规则对接，减少误判与过度泛安全化倾向对经贸往来的扰动。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欧洲的战略调整既是挑战，也蕴含机遇。
如何在地缘政治经济巨变中找准定位，考验着欧洲的政治智慧。
对中国而言，准确把握欧洲发展态势，深化互利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注入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