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死了的孩子才能“活”一会儿

在咱们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做梦可是连接头脑和心灵的神秘小路。弗洛伊德老爷子在诊疗室里记录过这么一档子事儿:一个刚失去儿子的爸爸守灵时打瞌睡,梦见孩子拉着他问,“爸,你没看见我在烧火吗?”结果他一睁眼,发现烛火把灵前的衣服点着了。弗洛伊德说这不是鬼上身,就是这人在潜意识里通过做梦拖延去面对那残酷的现实——只有在梦里,死了的孩子才能“活”一会儿。这揭示了个大道理:现实的创伤太重扛不住,梦就成了个缓冲垫。 法国的拉康接着解释说,那爸爸醒来其实不是被声音吵醒的,而是梦里那个儿子的形象把他的焦虑给惹急了。拉康就琢磨出个哲学说法:“醒过来”就是从受不了的梦里逃出来,大家靠回到现实秩序来躲开“实在界”的打击。这套理论在好莱坞电影里特别有反响。《海边的曼彻斯特》里主角李·钱德勒因为过失害死了孩子,整个人都傻了。电影最后他也梦见死去的女儿喊,“爸爸,你没看见我们身上在燃烧吗?” 一醒来他闻见厨房糊味,导演就是这么把“创伤重现”的戏拍出来的,让人看出主角从麻木变成慢慢开始难过的过程。这招数被看成是对弗洛伊德的致敬,是文艺跟心理学在互相聊天。 你会发现这种想法咱们老祖宗早就有了。苏轼写《江城子》就梦见老婆王弗在窗边梳头,醒来写了“十年生死两茫茫”。专家分析说,他梦里见到老婆特高兴,醒了就难过,也是为了在现实里找个出口来减轻点愧疚感。西方是靠医生帮忙,咱们古代文人更爱把这份感觉写成诗,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说法。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的周晓林教授说了:“人碰到大事儿产生的愧疚感和想修复的想法,往往会在梦里变个样子出来。虽然世界各地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但心里的那个核心机制都是一样的。”现在国家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时候,专门机构也开始用这些文化上的资源了,琢磨出把东方智慧和西方办法融合在一起的方案。 从弗洛伊德的诊室到苏轼的书房,从好莱坞的银幕到现在中国的心理咨询室,咱们对创伤的认识跟修复一直在个人感受和文化传承这两个大框架里慢慢变。深挖这些跨越时间空间的对话不光能让心理服务更好,还能帮咱们明白大伙儿情感上的共通之处。在搞“健康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这种既有人情味又讲科学的研究路子,能为大家伙儿的心理健康提供更多实实在在的思路和办法。(本文是把心理学研究跟文化分析混着写的,里边的案例都是经过学术处理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