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一些地方和部门在推进工作时，仍不同程度存在重痕迹、轻实效的倾向：热衷做表面文章、追求“看得见的热闹”，把会议、材料、展板当成“成绩”，把造势、排名、包装当成“政绩”。这类“虚功”不仅挤占基层精力、增加群众负担，也容易掩盖矛盾、延误治理，最终损害党和政府公信力。 以史为鉴，清代廉吏徐士林任安庆知府时曾在府衙题刻长联，直指“德政碑”“回避榜”等容易流于虚饰的做法，强调“只要这点心干干净净，无愧白日青天”。其要义在于：为官贵在清白自守、务实作为，而不是沉迷仪式和虚名。时至今日，这种警醒依然切中要害——反对形式主义，首先要端正政绩观，把群众口碑作为最终评判。 原因——形式主义之所以屡禁不止，根子在于脱离实际、偏离目标。一是政绩观出现偏差，把“上级看得见”放在“群众得实惠”之前，导致以汇报替代落实、以表态代替行动。二是责任链条不够严密，有的地方对执行效果缺少闭环管理，重部署、轻督办，重留痕、轻解决。三是少数干部能力不足、作风不实，遇到矛盾绕着走、碰到难题往上推，用“文来文往”“层层转发”消解担当。四是考核评价导向不够科学，若过度强调短期指标和可视化工程，容易诱发急功近利和数据冲动。 历史与现实都说明，政绩观的本质是“为谁干、干什么、怎么干”。西汉贾谊提出“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用朴素语言点明施政要义在于增进民生福祉。历代清官能吏之所以被铭记，靠的不是自我标榜，而是在灾荒时开仓济困、在治理上兴教化民、在工程上据实而断、在艰险处迎难而上——这些实践共同指向一个结论：经得起检验的政绩，来自解决真问题、创造真价值。 影响——“不饰虚文”不仅是作风要求，更直接关系治理效能与发展质量。对群众而言，务实之风能把有限资源更多投向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基层治理等急难愁盼，让政策红利落实到个人、落到家庭。对基层而言，减少不必要的台账和“花式留痕”，才能把干部从无谓消耗中解放出来，把时间用在走村入户、问计于民、现场办公上。对发展而言，实事求是的决策与执行能降低盲目上马、重复建设、劳民伤财的风险，以更可持续的方式积累长期竞争力。对党风廉政建设而言，形式主义往往与弄虚作假相伴，纠治虚浮作风，有助于压缩权力寻租和不正之风的空间。 对策——破除“虚文”，关键在校准导向、完善机制、强化担当、严明纪律，形成可操作、可检验的制度闭环。 一是把人民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工作谋划要从群众需求出发，把“问题清单”转化为“任务清单”“责任清单”，看资金是否用在刀刃上、政策是否真正落地、服务是否真正可及。 二是坚持实事求是与调查研究。要把情况摸准、把底数盘清，在一线发现症结、在现场研究办法，避免凭想象决策、凭材料判断。对重大项目、重点工程、民生政策，应强化论证评估和过程监督，及时纠正不顾实际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三是树牢担当精神与专业能力。担当不在口头表态，而在遇到矛盾敢抓敢管、碰到风险敢于决断、面对困难善于攻坚。要在推进改革发展稳定中锤炼干部专业素养，提升统筹协调、依法行政、应急处置和群众工作能力，让“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成为鲜明标尺。 四是优化考核评价与激励约束。要更看重质量、实效与群众感受，少比“材料厚度”、少比“痕迹密度”，对重实干、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给予应有肯定，形成鼓励干事创业的制度环境。同时对弄虚作假、推诿扯皮、敷衍塞责严肃问责，真正让“躺平者”没市场、“作秀者”受惩戒。 五是严守纪律规矩与自律底线。清廉是务实的前提。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规范审批、执法、资金分配等关键环节，推动监督下沉、监督前移，防止“以形式掩问题、以包装遮风险”。 前景——新时代新征程任务繁重、挑战增多，更需要用实干破题、用实效作答。随着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持续深化、作风建设常态化推进、监督体系健全，务实导向将更加鲜明。可以预期，更多地方将把工作重心转向“看得见的民生改善”和“摸得着的发展成果”，把“潜绩”做扎实，把“显绩”做真实，在一茬接着一茬干中积累长期优势。对党员干部而言，唯有在为民服务中校准坐标，在攻坚克难中淬炼作风，才能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不饰虚文、尚实事”不仅是古代廉吏的自警之语，也是当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升治理效能的现实命题。衡量工作的标尺，最终要回到群众的感受、发展的质效和风险的化解上。少一些“看上去很忙”，多一些“真正办成”，以清白守底线、以担当扛责任、以实干见成效，才能交出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