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外部冲击下的“咽喉通道”压力更为突出；受地缘局势、航运成本和市场预期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与海运风险不时波动。作为全球重要的原油进口国，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仍处高位。业内普遍认为，部分进口原油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通道，一旦局部紧张导致通行效率下降或出现阶段性阻断，可能对国际供需预期、运输保险费率和现货价格带来叠加冲击，并通过炼化企业原料成本、交通物流燃料支出等渠道向国内传导。 原因——资源禀赋与消费结构决定阶段性“油依赖”。我国工业体系完整、交通运输规模大，石化产品和成品油长期保持较高需求。同时，国内原油资源禀赋与开采条件限制了供给增量，短期仍需依靠国际市场补充。全球能源贸易高度依赖海运通道，且市场对突发事件反应敏感，使“外部波动—价格预期—成本传导”的链条油品领域更易被放大。 影响——能源安全与宏观运行面临多重考验。若外部风险明显上升，可能带来三上影响：其一，炼化企业原料采购与库存管理承压，生产安排和利润空间受到挤压；其二，交通运输与物流成本上行，进而影响部分行业成本与终端价格预期；其三，能源保供与绿色转型的统筹难度增加，需要稳定供应与避免高碳锁定之间找到平衡，对政策协同与产业应变提出更高要求。 对策——以电为先、以体系为基，拓展多元替代与韧性供给。我国提升能源安全的路径，更强调“结构性降油、体系性保供、技术性替代”。 一是夯实电力这个基础“压舱石”。近年来我国持续扩大电源装机，电力保供能力明显增强，风电、光伏、水电等清洁电源加快发展，电网调度与跨区输电能力同步提升。在终端消费侧，电气化替代持续推进，新能源汽车、工业电气化等不断提高用电占比，有助于在较大范围内降低对油品的刚性依赖，使部分交通与制造环节在外部冲击下具备可切换的能源选择。 二是完善炼化与成品油供应体系，提高应对波动能力。我国炼化产业链配套较为完备、产能规模居前，可在一定程度上缓冲国际市场短期波动对国内成品油供给的影响。但炼化能力提升并不等同于原料安全，关键仍在于优化进口来源结构、增强储备调节能力、提升供应链韧性，并通过市场化机制提高企业风险管理与统筹调配水平。 三是推动航空等难以电气化领域的绿色替代，打造“第二通道”。航空运输对高能量密度液体燃料依赖较高，是能源替代的重点与难点。近年来，我国推进可持续航空燃料技术研发与示范应用，探索以废弃油脂等为原料的生物航煤路径，通过工艺优化、催化技术提升与质量控制体系建设，推动城市餐厨废油等资源化利用，既降低环境风险，也为航空燃料提供更可控的替代来源。尽管现阶段生物航煤成本仍偏高、原料供给规模有限，但其在减排、环保与供应安全上的综合价值正在显现，有必要通过完善回收体系、健全标准认证、扩大示范推广与强化政策引导，推动规模化降本。 前景——从“单一依赖”走向“多能互补”，能源安全更强调主动性。面向未来，我国能源安全建设将更注重前瞻布局与系统推进：供给侧统筹国内增储上产、储备能力建设与进口渠道多元化；需求侧持续提升能效、扩大电气化替代并推进交通绿色转型；技术侧加快可持续航空燃料、氢能与新型储能等关键技术攻关与产业化。随着电力在终端消费中的占比提升，以及绿色液体燃料在航空等领域逐步放量，我国有望以更稳固的内生能力对冲外部不确定性，在保供稳价与低碳转型之间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布局，中国能源安全战略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项关乎国计民生的系统工程，既依赖技术创新的持续推进，也考验长期坚持的战略定力。在全球能源博弈更趋复杂的背景下，中国探索的多元保障路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转型思路，也说明了大国在能源与气候议题上的责任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