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案件审理中，法院的裁判依赖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精准性。近期，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股权代持纠纷时，遇到一个问题：代理律师提交的补充意见中附带两份"参考案例"，这些案例的事实细节、争议焦点与裁判逻辑都与在审案件高度相似，看起来可以为法院统一裁判尺度提供借鉴。但经过核查，这些"案例"与真实裁判文书存在明显出入。 承办法官发现，这些"案例"的行文格式和表达特征异常。更检索后确认：引用的案号虽然对应真实案件，但真实裁判文书的内容与提交材料完全不同。其中一份材料实际上是民间借贷纠纷，与股权代持争议关联甚微。经法官质询，代理律师承认这些材料并非来自原始裁判文书——而是根据本案事实要点——用生成式工具"生成"出来的"参考案例"，随后被直接复制整合进书面意见。 该问题的根源在于两个上。一方面，部分诉讼请求审判实践中相对少见，代理人希望通过类案检索或参考材料增强说服力。在时间压力和结果导向下，容易把"看起来合理"当作"确有依据"。另一上，生成式工具擅长组织语言、模拟裁判说理，但并不能保证法律文书的真实性。如果使用者缺乏基本的来源意识和校验流程，就容易把未经核实的内容包装成"权威引用"。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构内容往往措辞更"贴合诉求"，反而更具迷惑性。一旦进入诉讼程序，就可能对审判资源分配和争点判断造成干扰。 虚构案例的危害不容小觑。司法裁判以证据规则和法条适用为框架，通过类案参考促进同案同判、提升裁判可预期性。但虚构案例被当作参考依据提交，不仅会误导当事人对案件走向的判断，还会迫使法官和法官助理投入额外精力核验来源、澄清事实，挤占本应用于实体审理的时间。更深层的问题是，诉讼活动的基本要求是诚实信用与程序秩序。一旦"编造引用"成为便利手段，可能诱发跟风效应，弱化法律职业共同体对事实真实性的共同守护，损害司法公信力。 在处理该案时，通州法院指出了现行规范的局限性。代理意见与证据在法律性质上有区别：证据需经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等审查，而代理意见更偏向观点阐释与审判辅助材料，现行规范对"意见材料"中引用失真情形的直接制裁空间相对有限。鉴于涉案律师无明显恶意、情节较轻且未造成严重后果，法院未采取更严厉的程序性措施，而是将该情节写入判决书予以批评，明确要求代理人在提交参考案例、法条等材料时进行检查核验，确保真实、准确，不得放任生成式工具编造信息扰乱司法秩序。 从治理角度看，防范此类问题需要多方协同： 首先，诉讼参与人应建立"引用清单"制度。凡引用裁判文书、指导案例、法条条文，应注明权威来源与检索路径，做到可追溯、可核对。 其次，律所与行业组织可将来源核验纳入内部质量控制与执业培训，对"引用不实"设置红线要求。 再次，司法机关可结合类案检索平台与文书公开资源，完善对异常引用的提示机制，形成"提交—核验—纠偏"的闭环，减少虚假信息在程序中传播的空间。 随着生成式工具在检索、写作、归纳等环节被广泛使用，技术带来的便利与风险将长期并存。可以预见，围绕"引用真实性""材料来源可追溯""代理人注意义务"等要求将进一步细化，执业活动中的审核责任也将更清晰。对法律服务行业而言，真正的竞争力不在于文本生成速度，而在于对事实的核查能力、对规则的准确把握以及对程序秩序的敬畏。对社会公众而言，任何看似"完美匹配"的权威材料，都必须经得起来源审查与事实核对。
这起案件如同一面多棱镜，既折射出技术创新给司法实践带来的效率提升，也映照出职业伦理建设面临的严峻考验。当技术进步与法治原则相遇时，唯有坚守"真实是司法的生命线"该根本准则，方能确保改革浪潮中的法治航船行稳致远。此案留下的思考远超个案本身，它呼唤着整个法律职业共同体对技术伦理的集体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