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多重挑战 野生动植物是生态系统稳定的重要基础，也是公共健康、产业发展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资源。但长期以来，栖息地破碎化、外来干扰、人类活动加剧，以及非法猎捕和非法贸易等问题，持续挤压部分珍稀濒危物种的生存空间。如何发展与保护之间找到平衡、守住生态安全底线，仍是美丽中国建设中的关键课题。 原因——制度加固与系统治理形成合力 近年来，我国野生动植物保护成效不断显现，主要得益于制度供给持续增强和治理方式更加系统化。一上——法规制度持续完善——通过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动态调整发布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名录，发布具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使保护对象更清晰、管理措施更精准。目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达988种（类），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约1200种，“三有”陆生野生动物达1924种，保护范围深入扩大。另一方面，保护体系由“单点保护”走向“网络化守护”。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就地保护体系加快推进，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已覆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同时划定首批789处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明确1140处鸟类迁飞通道，建立500余处珍稀濒危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点，补齐了部分区域的就地保护短板。 影响——种群回升与生态韧性增强相互促进 监测结果显示，多种旗舰与关键物种的野外种群持续增长，大熊猫、雪豹、东北虎、东北豹、朱鹮等数量保持上升，反映出栖息地质量改善与保护力度提升的综合效果。野生植物方面，多种极小种群植物保护取得进展：百山祖冷杉野外种群达4000余株，华盖木增至1.5万株，白旗兜兰增至200余株，峨眉拟单性木兰增至3200株，漾濞槭超过万株，巧家五针松增至3000株。另外，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的生态服务功能提升，为水源涵养、土壤保持、气候调节等提供更稳定的支撑，也为生态旅游、绿色产业和社区生计拓展了空间。 对策——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与救护繁育并举 加强就地保护的同时，我国持续提升迁地保护、收容救护和科研能力。全国已设立陆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构近600家，围绕大熊猫、朱鹮、雪豹等珍稀濒危物种开展人工繁育、野化训练、放归与救护，为种群恢复提供技术支撑。野生植物保护也在加快向“科研+设施”整合：我国已设立2个国家植物园、3个野生植物重点实验室，布局建设7处国家林草种质资源设施保存库，累计收集保存2.8万余种野生植物，并推动300多种野生植物回归野外。值得关注的是，穿山甲人工繁育取得实质性突破，已繁育出子二代，为濒危物种保育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 前景——以协同治理与国际履约推动高质量保护 面向未来，我国将提高野生动植物保护的优先级，持续推进重点工程和专项行动，完善法规制度与工作机制，加强跨部门协同，提升执法监管效能和公众参与水平，并稳妥推进大熊猫国际合作及野生动植物有关国际履约合作。我国将继续履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加强与亚洲象、虎、雪豹等分布国家合作，参与东亚—澳大利西亚鸟类迁飞区伙伴关系协定相关工作，推动与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新西兰等国开展鸟类保护合作，以跨境协作守护迁徙通道和关键栖息地，共同应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下降风险。 今年“世界野生动植物日”主题聚焦“药用与芳香植物：守护健康、遗产和生计”，我国主题为“保护野生植物 开创健康未来”。当天，14家植物园联合特展在国家植物园启动，集中展示药用芳香植物资源本底调查、濒危机制研究与迁地保护诸上的新进展，体现出以科学保护支撑健康中国与绿色发展的导向。
野生动植物是人类共同的自然遗产，生物多样性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国制度完善、体系建设、技术能力和国际合作诸上持续推进，逐步形成较为完整的野生动植物保护格局。下一步，我国将继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把野生动植物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在更高层次、更广范围提升保护水平，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更多中国经验与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