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春节，其实是一场在油烟里的挣扎。那天凌晨，我洗完了所有的碗，冲掉了手上的油渍。看着客厅里春晚重播的热闹，我感觉自己像是在漆黑的夜里独舞。围裙上的油渍像一枚枚暗器，把我对“年味”的所有幻想都扎破了。那个清晨五点，我去菜市场买菜。亲戚们都在屋里热闹，我在外面和摊主交接冻虾。寒风中，摊主的睡眼和我的眼袋形成了对比，我把冻虾递给摊主，也接过了这个春节的KPI。厨房成了我过年的主战场，三个锅子里炖着二十人份的卤味，砧板上的芹菜碎切不完。婆婆藏起来的酱牛肉被端出来时，我才明白她只是不想替我分担这些工作。大姑姐们聚在洗碗池边“帮忙”，其实是在聊相亲话题。“老三家的闺女这么能干，怎么还不找对象？”她们递过油腻的碗碟，就像在传递某种命运。而男人们早就在饭桌上聊起了股市行情。零点钟声响起的时候，我故意打碎了那个传了三代的青花盖碗——瓷器碎裂的声音比我抗议了十年的嗓门都响亮。高铁上丈夫说我没礼貌没给亲戚拜年，我掏出手机转账记录给他看5680元的菜钱。那些在厨房里独自吞咽的委屈终于变成了勇气：“明年我要去三亚看海，你愿意来就来。”围裙口袋里的钥匙是解放自己的武器，是继续在油烟中腌制青春还是把围裙挂成迎接新生的旗帜？当你说出“我不伺候了”的瞬间，真正的年才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