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1983年左右社会治安为啥突然变差，这事儿其实挺复杂的。大概就是好几个历史原因凑一块儿弄出来的。首先最直接的问题，就是知青回城了，待业青年太多了。1979年中央说不上山下乡了，到了1980年一大帮知青又都回城里找工作。可那时候城里根本没那么多活儿干，工作机会严重不够用，结果待业青年的数量就像滚雪球似的蹭蹭往上涨。看个数据就知道了，1979年全国待业青年都快有2000万了，等到1983年，全国城镇待业人数更是突破了1200万。拿京津这两个地方来说吧，平均差不多2.7户人家里头就得有一个是待业的，天津那个地方待业人员占全市总人口的比例都已经到了11.7%。这么多精力旺盛的年轻人没事干整天在街上晃悠，最后成了犯罪的主力军。 再说说这期间刑事犯罪率是怎么回事。从1978年一直到1982年，立的案子是一年比一年多。你看那年份列表：1978年立案总数是53万起，1980年就涨到了75万起，大案要案也有5万起了；1981年立案总数达到了89万起，大案要案有6.7万起；到了1982年虽然总数回落到74万起，但大案要案还有6.4万起呢。等到了1983年的1月到5月这头几个月里头，全国发生的杀人、伤害、爆炸、强奸、轮奸、重大盗窃这些重大特大案件加起来就有2.5万起。像北京、天津、上海这些大城市，发案率也都是一路往上蹿的。 还有件事儿就是恶性案件出得太频繁了，把中央都给震住了。1983年上半年接连发生了好几个让人触目惊心的大案子：头一个是2月份发生的"二王"持枪杀人案。王宗坊和王宗玮兄弟俩在沈阳偷了枪后到处流窜作案，一共杀了9个人、伤了9个人，弄得全国上下都人心惶惶的。第二个是5月份发生的卓长仁劫机案。有6个歹徒把民航296号班机给劫持了飞韩国去了，还把机组人员给打伤了。第三个是6月份发生的呼伦贝尔盟"六一六"惨案。8个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在那儿杀了27个人（里面还有老人和小孩），还干了强奸、抢劫、爆炸这些缺德事儿。第四个就是唐山那个著名的"菜刀队"。这帮流氓团伙大白天在大街上抢劫、侮辱妇女，地方上的执法部门软弱得根本管不住他们。 再加上当时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大转型期，新旧两种体制在打架带来了一大堆管理上的漏洞：人民公社解体后农村搞承包责任制了，农民都往城里跑就业去了人员流动得厉害；治安管理体制又跟不上趟儿，旧办法对付不了新经济成分带来的流动人口问题；最关键的是价值观上的真空：文革刚结束那会子思想管控松下来了青年们不知道该听谁的导致了一部分人去搞破坏。 当时政法机关也是有问题的打击得不够狠。邓小平当时批评得挺狠："几年了这股歪风不但没压下去反而越来越厉害了主要原因就是下不了手对犯罪分子打击不严不快判得很轻"。那个时候执法上存在偏轻偏宽偏松的情况很多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都没受到应有的惩罚。 还有历史遗留下来的老毛病：文革那会儿社会秩序全乱套了滋生了不少打砸抢分子、流氓团伙还有暴力犯罪。再说那个时候的公检法机关也被砸烂了直到1979年才重新颁布第一部《刑法》政法机关的人力物力还得慢慢恢复人员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没法高效地打击犯罪。 这些因素凑在一起就把1983年的社会治安给搞砸了直接逼着中央不得不采取"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