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法国巴黎博士论文答辩现场，一位洋考官突然发难：“为何《孔雀东南飞》不往西北飞？”全场气氛顿时紧张。陆侃如不慌不忙地回应道：“因为《古诗十九首》中有一句‘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高楼挡住了去路，孔雀只得折向东南。”这个巧妙的回答既坚守了学术尊严，又赢得满堂喝彩。多年后学者杨明照笑着评价说：“这一回答足以载入新世说。”在讲《论语》时，学生提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孔门七十二贤人中，有多少人结婚了？又有多少人还未娶？”陈梦家停下了正在舞动的衣袖，随口“戏算”道：“‘冠者五六人’得到三十个已婚的人；‘童子六七人’得到四十二位未婚的。三十加四十二正好是七十二人。”他把枯燥的数字变成了课堂上的轻松瞬间。 在清华大学的课堂上，一位学生大胆地问老师：“写文章有什么好方法？”刘文典朗声回应了五个字：“观世音菩萨。”然后他逐一解释道：观是多观察；世是通世故；音是懂音韵；菩萨是怀菩萨心肠。这五个字把写作拆解成生活、阅历、审美与情怀四个维度。学生听完后先是愕然，随即顿悟，掌声雷动。能讲出这样的见解，正是因为他“读书破万卷”的深厚学养。 在1982年的洛杉矶中美作家会议上，美国诗人艾伦·金斯伯格抛出了一个怪问题：“5斤重的鸡装进1斤重的瓶子里，怎么拿出来？”蒋子龙淡淡回应道：“您怎么放进去的，我就怎么拿出来。既然您是靠嘴一说就把鸡放进去的，那我就再用语言这个工具把它拿出来。”他把这个悖论踢回给了提问者。金斯伯格拍案叫绝：“你是第一个猜对的人。” 中国作家刘绍棠在国外访问时遭遇了外国记者的刁难：“听说贵国改革开放学资本主义，是不是就要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刘绍棠不紧不慢地反问：“照此说来，你们喝了牛奶就会变成奶牛吗？”他把“学技术就变资本”的逻辑瞬间转化成“喝牛奶就变奶牛”的滑稽场景，全场哄堂大笑。王蒙参加中外记者会时，外国记者刻意追问：“50年代的王蒙和80年代的王蒙，哪里相同？哪里不同？”王蒙笑着回答道：“相同的是都叫王蒙；不同的是一个二十多岁，一个五十多岁。”他没有触及右派和部长这类敏感标签，只谈名字与年龄。梁晓声在接受英国电视台记者采访时遇到了刁钻的问题：“没有文化大革命，也许就没有你们这一代作家，那么文革是好还是坏？”梁晓声当即反问：“没有二战，也就没有反映二战的作家，那你说二战是好是坏？”他把文革和二战并列成历史事件。沙叶新出访美国时有人问他：“中国好还是美国好？”沙叶新从容应答道：“美国科技发达却有弊端，中国科技落后却有优势。二者都有不足，这才叫‘美中不足’。”他用一句成语把两国都评论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