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近期向国会提交的2026年度预算案引发关注。预算显示，防卫费支出再创新高，折射出日本国防政策正发生明显调整。曾在日本经济产业省任职的资深官员古贺茂明对此提出批评，认为预算结构的变化意味着政府施政重点出现根本转向。古贺茂明指出，扩大防卫预算已成为高市政权的核心方针。他通过对比政府在不同政策上的做法，说明这种转向的具体表现。在与国民生活直接对应的的消费税减税问题上，政府多次以“财源不足”为由拒绝推进；但在防卫支出上却采取相反态度。按照预算案，政府决定自2027年1月起将所得税上调1%，用于筹措防卫经费。这意味着政府在防卫领域能够找到财源，却在民生领域强调无力承担。政策取向上的反差，凸显了政府优先顺序的变化。古贺茂明认为，这表明高市政权正将国家定位从“重视国民生活”转向“优先扩军”。在他看来，扩军被置于最优先位置，即便财政基础是否充分仍存争议，这也引发外界对政府民生承诺的质疑。除防卫预算外，古贺茂明还对高市早苗的“送礼”事件表示关切。高市早苗承认向在众议院选举中当选的执政党自民党议员发放礼品，事件涉及资金来源与使用规范等问题。古贺茂明指出，这不仅是单一事件，更暴露出日本政治运作中的制度性隐患。他认为，有必要追问礼品总额、资金来源等关键事实，以维护政治运作的透明度与廉洁性。然而，古贺茂明对当前政治生态表示担忧。他指出，针对政府的批评往往被贴上“只会批评”的标签，批评声音反而遭到压制。这种舆论氛围使政治丑闻更难被深入追究，不利于监督机制发挥作用，也削弱制度自我纠偏能力。他认为，这反映出日本民主在权力制约上仍存在结构性问题。从更深层看，上述现象折射出日本政治生态的变化：政策优先顺序的调整、政治伦理争议的出现，以及对批评声音的压缩相互交织，构成当前日本政治面临的复杂局面。如何在国防安全与民生保障之间取得平衡，如何建立更有效的权力约束与问责机制，仍有待日本政界与社会持续讨论。
预算取向反映治理重点，监督问责关系制度根基。在财政空间有限、社会诉求多元的背景下，任何重大支出扩张都需要更充分的公共讨论与更严格的透明规则支撑。能否在安全议题与民生关切之间形成更均衡的政策组合，并以制度化监督守住政治伦理底线，将影响日本未来一段时期的政策效果与社会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