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张大煜拿到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博士学位。那年头，中国底子薄，啥都靠进口。面对这个困境，张大煜那时候在清华读书，就和同学们琢磨怎么靠工业和科学来救国。他放弃了在国外的好机会，回国教书，把胶体和表面化学这块的本领全用到了国家最急需的地方。1941年，日本鬼子来了，后方缺油缺得厉害。张大煜带着团队在云南宜良的烂条件下苦干，把中国的褐煤低温干馏出来变成合格汽油。为了保住这个成果，他还办了个利滇化工厂，想用当地的褐煤搞燃料。可惜后来因为战争太苦停办了，但这段经历让他明白该怎么系统性地搞研究。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张大煜被派到大连主持大连大学科学研究所的工作。后来这所研究所发展成了现在的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张大煜觉得国家需要能源和化工技术支持，他就把液体和固体燃料化学定为主要方向，把研究所变成了我国第一个专门搞石油煤炭化学的基地。接下来十年里，又在兰州、山西等地设了分所，形成了全国性的网络。 张大煜提出“任务带学科”，意思是让国家的大需求来带动学科发展。他很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上世纪六十年代布局了催化、色谱这些前沿领域。他在催化剂方面弄出了“表面键理论”，给咱们的催化科学打下了底子。在“两弹一星”那个年代，张大煜也没闲着。为了解决炸药原料甲苯的问题，他搞出了七碳馏分芳烃化合成甲苯技术，把这种催化加工方法国产化了。后来为了做核燃料浓缩铀分析，他又弄出了高效精密蒸馏法制备重水的技术路线。 张大煜常说自己像春蚕吐丝一样把光都发出来。他这种把自己和国家命运绑在一起的精神值得咱们学。现在大家都在竞争核心技术的时候，这种精神特别重要。从战火里搞实业到建设国家再到搞国防技术攻坚，张大煜一辈子都在践行科学救国的想法。他告诉咱们，真正的创新都是从国家和人民最急需要的地方长出来的。 现在咱们要搞科技强国建设的时候回头看看这位老科学家的足迹和想法很有意义。这不仅是对过去的致敬，也是给未来创新路指条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