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冷静期制度与家暴现实之间的制度裂缝 民法典自2021年施行以来，离婚冷静期制度作为协议离婚程序的重要环节——旨为冲动离婚设置缓冲——维护家庭关系的稳定性。然而，这个制度在涉及家庭暴力的特殊情形下，正面临日益突出的适用困境。 根据现行规定，协议离婚须经历三十天冷静期，期间任何一方均可撤回离婚申请。这意味着，即便家暴受害者与施暴方已就离婚事宜达成协议，仍须在等待期内继续维持婚姻关系。在此期间，受害者面临施暴方反悔、威胁乃至再度施暴的现实风险，人身安全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全国人大代表方燕指出，为规避冷静期的制度约束，大多数家暴受害者不得不转而选择诉讼离婚途径。然而，诉讼程序耗时较长、举证难度较大、流程相对繁琐，许多受害者在漫长的司法程序中持续承受精神压力与人身威胁，部分人甚至在此过程中遭受二次伤害。 二、原因：制度设计未能充分区分情形差异 离婚冷静期制度的立法初衷具有合理性，其核心逻辑在于降低轻率离婚的概率，为婚姻关系提供制度性保护。然而，该制度在设计层面存在明显的情形区分不足问题。 家庭暴力与一般婚姻矛盾在性质上存在本质差异。前者属于违法侵害行为，受害方所需要的是及时脱离危险环境的法律救济，而非冷静思考是否维系婚姻的缓冲时间。将两类性质迥异的情形纳入同一程序框架，客观上造成了制度保护目标的错位。 此外，民法典虽已明确将"实施家庭暴力"列为应当准予离婚的法定情形之一，但这一规定仅适用于诉讼离婚程序，协议离婚渠道中并未设置相应的例外条款。这一立法空白，使得冷静期在客观上可能成为施暴方拖延离婚进程、持续控制受害者的制度工具。 三、影响：制度缺位加剧受害群体的现实困境 从实践层面观察，离婚冷静期制度在家暴情形下的强制适用，对受害群体产生了多上的不利影响。 其一，人身安全风险持续存在。冷静期内，受害者仍须与施暴方共处或保持法律上的婚姻关系，遭受威胁与再度侵害的概率显著上升。其二，维权成本大幅增加。诉讼离婚程序的启动意味着受害者须承担更高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与心理成本，部分经济能力较弱或缺乏社会支持的受害者因此选择放弃维权。其三，法律救济的及时性受损。家暴情形下，受害者对快速脱离危险环境的需求具有紧迫性，而现行制度未能提供与之匹配的快速响应机制。 四、对策：多维度推进制度完善 针对上述问题，方燕代表提出了系统性的制度完善建议。 在试点探索层面，建议由民政部门率先开展家暴情形不适用离婚冷静期的试点工作，积累实践经验，为后续立法修订提供依据。在证据认定层面，建议明确家庭暴力的证据清单与核验标准，降低受害者的举证门槛，提升认定效率。在数据共享层面，建议推动民政、公安、司法、医疗等部门之间的信息互通，形成家暴认定与离婚程序的协同联动机制。在立法修订层面，建议适时推动民法典对应的条款的修订完善，从根本上填补制度漏洞。 五、前景：法律精细化是保护弱势群体的必由之路 此次建议的提出，折射出社会各界对法律制度精细化、人性化发展的普遍期待。随着公众法律意识的持续提升，如何在维护制度整体框架的同时，针对特殊情形给予更具针对性的法律回应，已成为立法完善的重要课题。 从更宏观的视角审视，家暴情形豁免冷静期的制度探索，是推动反家暴法律体系走向完备的重要一步。它要求立法者、执法者与司法者共同树立一个基本共识：婚姻的稳定价值，不能以牺牲受害者的人身安全为代价；法律对家庭关系的保护，必须建立在对暴力行为零容忍的基础之上。
家庭本应是温暖的港湾，而非暴力的温床；当法律在维护婚姻稳定与保障个体安全之间寻求平衡时，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恰恰展示了法治文明的进步。代表建议背后折射的——不仅是制度设计的完善需求——更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坚守。让每一部法律都传递人文关怀，让每一项制度都守护基本尊严，这或许才是婚姻家庭制度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