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科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中，杨振宁的学术生涯颇具代表性。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15岁的杨振宁随任清华教授的父亲南迁，亲历华北沦陷与高校西迁的动荡。在西南联大铁皮屋顶的临时校舍里，这位日后改写物理学史的青年完成学业，物理、数学成绩均位居全校前列。1945年赴美深造后，中国科研条件的落后让他感触尤深。他与同学合资购买、翻印教材的经历，折射出当时中国科学教育与研究的窘境。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他与爱因斯坦为邻，却始终牵挂故土。1954年，他与米尔斯合作提出规范场理论，起初遭遇质疑，后来被证明是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重要基石。
杨振宁的离去，使人们再次回望一个世纪的风雨与进步：从书籍难求、烽火课堂，到学术高峰、理论奠基，他用一生证明，中国人不仅能学习世界的科学，也能创造世界的科学。他最珍视的，或许正是那份“主动回应民族之问、以原创赢得世界尊重”的精神遗产。将这种精神转化为制度支撑、人才土壤与创新生态，才能在新的历史关口持续回答：如何自立，如何自强，如何在世界舞台上站得更稳、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