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药品安全直接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也是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领域；随着产业链条延伸、网络交易普及以及新业态不断出现，食药安全风险呈现隐蔽性强、跨区域流动快、证据易灭失等特点，单靠传统巡查、抽检和线索举报往往难以实现对风险点的前置识别和系统治理。基于此，检察公益诉讼监督通过完善线索发现、证据固定与协同治理机制，正形成更具穿透力的治理路径。 一段时间以来，食药安全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呈现“分散化、链条化、网络化”特征：部分主体在原料采购、生产加工、仓储运输、线上营销等环节进行规避；一些风险隐藏在小作坊、小网店、跨境电商等场景之中；同时，数据留痕虽多，但信息分散在监管、平台、物流、检测等多个系统，存在“看得见数据、接不起来证据”的现实难题。如何把海量信息转化为可核查、可追责、可整改的监督线索，成为提升公益诉讼质效的重要课题。 针对上述难点，检察机关持续推进“食药安全益路行”专项监督，重点在“更早发现问题、更快锁定责任、更准推动治理”上发力。最高人民检察院2月9日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的数据显示，2025年1至11月，全国食药安全领域大数据模型已达42个，累计应用3300余次；在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等公益诉讼领域，检察机关开发建立了14种新技术方法。各地依托最高检平台上架模型开展筛查，推动线索转化立案4482件；检察技术部门受理委托鉴定案件同比增长116.7%。一组组数据表明，技术赋能正在把“个案监督”与“类案治理”更紧密地衔接起来。 从原因看，模型数量与应用频次的增长，既来自实践需求的倒逼，也与治理方式升级有关。一上，公益诉讼监督强调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需要更短时间内从海量信息中提炼疑点、形成证据链条；另一上，数据资源日益丰富、跨部门协作逐步深化，为模型化筛查提供了可能。，新技术方法的引入也使证据固定更规范、鉴定检验更高效，为查清事实、认定责任、督促整改提供了有力支撑。 从影响看，数据手段的广泛应用有助于把监管“事后处置”向“事前预警”延伸，把治理“单点整治”向“系统修复”拓展。通过对异常交易、投诉举报、抽检结果、物流流向等信息进行关联分析，可更早发现潜风险，减少“问题产品”进入消费端的概率；通过对同类问题的结构化归纳，可推动行政机关完善监管制度、补齐执法短板；通过对重点区域、重点品类、重点主体的动态画像，可促进执法资源精准投放，提升治理整体效能。 从对策看，技术赋能要真正转化为长效治理能力，还需在制度、协同与能力建设上同步推进：其一，完善数据共享与安全使用机制，在依法合规前提下打通信息壁垒，形成可持续的数据供给；其二，健全“线索筛查—核查取证—诉前磋商—整改评估—跟踪回访”的闭环机制，确保模型发现的问题能够落地整改、形成可量化效果；其三，强化跨部门协作，与市场监管、卫健、药监等部门以及平台企业、检测机构建立常态化联动，提升证据链完整性与治理合力；其四，加强检察技术队伍与专业支撑能力建设，完善鉴定检验资源配置和标准规范，提高办案质效与公信力。 从前景看，食药安全治理将更加注重“数字化治理+法治化保障”的融合路径。随着模型持续迭代和应用场景拓展，公益诉讼监督在风险识别、精准监督、源头治理上的作用有望继续释放。同时也应看到，模型应用并非“一建了之”，仍需数据质量、算法偏差、证据标准衔接诸上优化，防止线索泛化、误判与重复治理。未来，围绕重点品种、重点环节和新业态开展针对性模型建设，推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经验，将成为提升食药安全整体水平的重要方向。
科技正重塑食药安全监管方式。大数据与法律监督的结合，拓展了保护群众健康的路径。如何在技术创新中保持司法公正，是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